第三十二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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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像个大漏斗,大风大雨。邓一群感觉自己都快顶不住了。他感觉从没受过这样的苦,每天一清早就出去,和群众一起扛沙包,运石料,十分辛苦,晚上天黑了才能回来,躺在床上,感觉身上的骨头都快散了架。
没有人知道他这份辛苦,特别是机械厅的人。肖如玉也不会想到他会这样的辛苦。在抢险的时候,他感觉自己真的融进群众中去了。这是一场战斗,容不得你多想什么。在一群劳动者当中,你能体现的价值就在于劳动。
连续多少天,邓一群感觉自己消瘦了不少。身份什么的都不重要了,完全就是一个乡干部。身上到处都是泥巴,再这样下去,连一件干净的换洗衣服都快没有了。偶尔,雨也会停下来,有时还能放那么一小会晴,但境外的客水却不断地内压。险情越来越重。全县都发动起来了,县委、政府有半数的干部集中到了沟墩乡。县里的驻地部队也来了。沟墩乡更是所有的农村劳动力都上堤了,连一些企业和学校都上去了。市里也向这边提供车辆、草包、木材、水泥、石子、钢筋等等一切必要的物资。
邓一群给厅领导分别打了电话,汇报了这里的情况,他们一一鼓励他。在和龚长庚厅长通话时,没有听出他有什么不快的情绪,也许自己只是虚惊一场,调进来一个副厅干部又能怎么样呢?他的心情稍稍安稳了些。他最后一个电话打给了孔副厅长。孔子悦,这个名字很好听,很温柔的一个名字,从这个名字里,邓一群甚至感觉他应该是个书生。在电话的那头,孔副厅长发出了很动听的笑声,说他已经知道了,他在下面很辛苦,向他表示慰问。
话不多,但邓一群听得心里暖暖的。
最关键的那一天到了。
那天早上天还有点黑,住在隔壁的苗得康就来敲邓一群的门,说:“小邓,快起来,到堤上去。刚才老焦说堤上已经有好几处顶不住了。”邓一群赶紧穿衣。一开门,又是风又是雨。苗得康说:“快走。”骑上车就走。出了乡政府大门,再转过水利站,上了马路,那边就是大运河堤。在黑乎乎的天色里,远看一片苍茫。这时候不过四点多钟,邓一群想。大运河像一条肥胖的白蛇,就在眼前。风吹起了他们的雨披,衣服从里到外,完全湿透了。
苗得康骑得比邓一群还快,邓一群感觉都有点不行了。雨点顺着风打在脸上,就像豆子砸的一样,砸得生疼。视线也完全被雨水模糊了。到处是风声、雨声、树叶声和运河里的水拍打堤岸时发出的声音。不久他们还听到了人的喊叫声。他们知道,那些声音是由大堤上抢险的群众发出的。
大堤已经裂了,在十米宽的路面上,已经有数十条深深的裂痕。到处是黑鸦鸦的人群,一群赤膊的庄稼汉在水里打桩。到处是喊叫声。场面乱糟糟的。马灯晃动。拖拉机的灯光笔直地射向河面。光带里闪着无数条雨线。他们看见了乡党委书记老焦,跑来跑去,正在喊着什么,他的嗓子已经哑掉了。裂缝似乎越来越大,越来越宽。大堤有随时决口的危险。邓一群不知怎么才好。苗得康用力拨开人群,一下子就跳到了水里,大声喊:“下石块!下石块!”邓一群吓得也就赶紧跟着跳到水里,喊着“下石块下石块”。
那些强壮的农民们奋力地打着木桩。老焦看见了他们,赶紧指挥下石块。一块块石块运过来,一块块地垒。既然是一个抢险队员,那些人也就把邓一群当成了劳力。邓一群面对那石块还真有点吃力,但他咬着牙坚持。锋利的石块棱角把他的手臂和腿肚子划出了一道道血痕,但他那时候也顾不得了。
寒冷、饥饿一起袭击着邓一群。浑浊的泥水。在抢险的队伍里,没有了城里人和农村人,没有了干部和农民。所有的架子都得放下来。那样子是狼狈的,一点风度也没有了。这时候要的就是表现。邓一群咬着牙关。
天亮了,决口暂时稳住了。
苗得康上来了,邓一群也跟着上来了。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县委办公室的王主任也来了,看到苗得康和邓一群,说:“你们辛苦了。”苗得康问老焦:“别处的情况怎么样?”老焦一脸的苦相,说:“还有三四处情况比较严重。想不到会这样。现在都还在抢。”苗得康说:“走,到那几个地方看一看。”县里电视台的一辆白色小车子开过来,下来三位年轻的记者,拦住苗得康,说要采访,老苗严肃地说:“现在不是时候,等大堤保住再说。”噎得那几个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雨还在不停地下,而且好像还越下越大。邓一群在心里骂着娘,骂天气。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他事先没有想到的。但是,这也是天赐良机,让他有个很好的锻炼机会。事实上只要他经过了这样的事,对他就是锻炼了。而这样的机会对他就是很好的资本,是机关里其他人所不具有的。
那天邓一群和苗得康一样,一直坚持到下午三点,才在书记老焦的坚持下,回到乡里,在食堂里吃了一口冷饭。吃完饭,衣服也没换,就又骑上车,赶到大堤上去。这时候的大堤上更是人山人海。
乡卫生院的人也来了,他们带着药箱,为那些受了伤的人包扎。院长带队。苗得康对他们是满意的。邓一群在人群中就看到了叶媛媛,一眼就看出来了。
邓一群后来为了那件事有点羞愧。
他想起自己也受伤了,就同意让叶媛媛为他包扎。晚上回到宿舍以后,他给苗得康打了一盆热水,让他泡一泡。苗得康挽起裤管,邓一群看到他那腿上到处是刮伤。“怎么伤成这样?您怎么不让卫生院敷点药?那会感染的。”老苗抽着烟,无动于衷地说:“哪有那么娇贵啊?”
在整个过程中,苗得康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
叶媛媛的身上也湿透了。
在风雨里,她的脸是白的,头发湿淋淋地贴在脸颊上。眼睛也睁不开了。衣服贴在身上。她的身体曲线很动人。他看见她上衣里面的胸罩带子。她的胸罩是蓝色的。带子很细。在蓝色的衬托下,她的肉色更艳。
她在包扎的时候有点哆嗦。
邓一群感觉到了。
他觉得她的哆嗦不是由于冷,不是由于害怕。大堤有危险,女孩子紧张是肯定的。她的确也很害怕。但他断定她在为他包扎的时候却不是由于害怕。她的手指很细长,白皙得很。
就在她帮他扎好后,他们抬眼互相看的刹那,邓一群意识到:他们之间一定会有故事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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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一群那个晚上就睡在大堤上,尽管他累得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,但他还是想到一双美丽的眼睛,那个眼睛的眼神特别清纯,和肖如玉的有着明显的不同。它属于一个年轻的女性。
那个女性就是叶媛媛。
但邓一群自那次取药以后,到这次在大堤上看到她,他就再也没有到卫生院去过。他想不出任何借口。像他这样的年轻干部,要是在乡里做出什么事情,影响会很大的。他不想这样。一切都必须非常小心,小心,小心,再小心。现在,厅里的情况有了变化,这位新来的副厅长,目前还不知他的脾性,凡事自己就要更加小心了。他想。
可是,他又能和叶媛媛怎么样呢?
什么也不会发生的,只是他对她有好感罢了。只要一个男人是正常的,那么他必然对一个年轻美丽的女性怀有好感,内心有一种倾慕。除此,他不会再有什么。他是一个很理智的男人,他想。
雨停了,他和苗组长睡在一间简易的雨篷里。到处是水声,人声,还有蛙鸣和各种小虫子的叫声。这样露宿野营,在他是第一次。他能看到帐篷外天上偶尔露出来几颗星星。那星星看上去很亮。很快就有乌云来把它遮住。云过,又出来。
这样的人生经历,是他过去从来也没有想过的。
他开始想象城市。
城市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,有林立的高楼,明亮的灯光,繁华的街景,川流不息的车辆……商场里明亮的橱窗,漂亮的模特,年轻而香味四散的小姐,灯红酒绿的酒吧,古朴现代的茶社,情人节鲜红的玫瑰,情人之吻,口红和内衣……
这样的辛苦,城里人是没法理解的,机关里的人也是没法理解的。邓一群想。在这里他不能叫苦,因为所有的人都一样。苗得康无论职务还是年龄,都比他大,他却一声也不吭,有的却是埋头紧张地抢救大堤。乡里、县里的那些干部,一个个也都豁出去了。真是少有的感人场面。很多群众也感动了,说想不到这些共产党干部平时看不出,关键时还是很能干的。
事关重大,不得马虎。邓一群想。
邓一群和苗得康在睡梦里被惊醒了。
有一处大堤突然决口了。
汹涌的河水直往里面灌。想方设法地堵。铁架子和车斗都栽进去了,也都不顶事。乡里要求水泥船厂把水泥驳船调过来,装满黄沙,然后沉下去。一条、两条、三条……决口越来越小。然而下面却又出现漏洞,必须人潜下去,用沙包堵。
有两三个人跳了下去,经过了一段时间后,露出头来,说,没有找到那个洞口。大堤的这一边,浑浊的泥水正越涌越急,越来越大。站在岸上的老焦急了,也要下去,别人劝住了。邓一群说:“我下。”他心里也有点急了。时间不能白白再拖下去,一旦不及时堵上漏洞,后果不堪设想。老焦说:“你不能下。”他想自己毕竟在农村做了很多年,过去是有经验的,与邓一群不同。邓一群不想再这样空耗,坚持要下,但他心里的确没有底,自己到底能不能把洞口找到,于是说:“要不我们一起下?”两个人下去,心里感觉要踏实些。
他们迅速脱掉了衣服,露出了一身白肉。乡食堂的炊事员送来了白酒,说:“你们喝口酒再下去。”老焦喝了一大口,递给了邓一群,邓一群也喝了一大口,但却被呛得很难受。
水是刺骨地寒冷。
邓一群潜下去,在一片黑暗的浊水里摸索。
没有结果。
他的嘴唇在发抖,脸色都青了。水里的几个人面面相觑。怎么办?时间不等人。这时岸上又下来一个小伙子,看他那年纪不过三十岁。看上去他精神得很,脱掉衣服时露出一身的腱子肉。邓一群记得他下水时还笑了一下,笑的时候露出嘴里一口白牙。
他下去了有二十分钟,把头露了出头,喘着气,说,知道了那个漏洞的大概位置。漏洞正越来越大,在水面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。那漩涡有两个特大的铁锅那样大,转速很快,中心漩得已经有两尺多深的涡涡。众人递了第一包沙袋给他,嘱咐他小心。他挟起沙袋就又潜了下去。上来,更大口地喘着气,说:“下面洞很大,一时堵不住,刚放下一个,还没出手就被冲走了。”他们就给他一个更大的。他潜下去,再上来;潜下去,再上来。到第六个沙袋的时候,众人等了好长时间,他却再也没有上来……
岸上的人运送沙包,邓一群和老焦他们就把沙包往脚下垒。一包又一包,浑身都麻木了。苗得康也站在了水里,和大家一起填沙包。
越来越多的人投进来。
奋战了一夜,东方的天空露出鱼肚白,大堤终于被堵住了。
邓一群在水里已经站不住了,最后是被两个小伙子抬上来的。抬上来,就赶紧送到了宿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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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的水患都消除了。
沟墩乡也一样,运河的水开始消退。
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
扶贫工作组的人受到了群众和上级部门的肯定,省委扶贫领导小组还特地开了表彰大会,省委书记、省长等领导还亲切接见了扶贫工作组的每一个同志。邓一群很高兴。虽然事实上与普通老百姓比,他们没有付出太多的东西,但他的确在这过程里尽力了。
他对自己得到这样的荣誉,感到无愧。
进而邓一群又不无想到:年终结束回去,他有东西好写了。在他的干部履历表上,他又多了光彩的一页。这一页的确非常重要,在和平年代里,你很难得到这样的机会。将来组织部门考察他的时候,他的材料就会因此而厚重。他相信回去以后,一定可以得到晋升的。
为了奖励他们的辛苦,省里特地安排他们回去休养两个星期。
邓一群却没有休,他想到新来的孔副厅长,不敢有所懈怠,回城后的第二天上午,就赶到了班上。肖如玉对此非常地不满,觉得他“积极”得有点过分。她哪里知道,这并不是什么积极,而是他自己强烈的需要,不得不如此。
孔副厅长和他想象中的完全不同,脸上看不出一丝书生的表情。他长了一张黑脸,就像戏里的包公。让人感觉不同的是他的眼睛太小,眼角刻满了一道道深深的皱纹。与别的官员相比,他太瘦了,瘦得都有点不太像一个厅级领导。他把头发梳成大背式,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。那面相,还比较和善。看到邓一群,他显得非常亲切,亲自为他让座,倒水,弄得邓一群倒非常过意不去。
邓一群感觉那天他们聊得很好。他们很快找到了共同的话题,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出身。聊了有半个多小时,邓一群才告辞出来。心中轻松不少。他们现在还彼此不了解,时间长了会慢慢好起来。人,是有感情的动物。他想。
那天在机关里,他感觉大家对他的态度也友善得很,不像他过去感觉的那种虚假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呢?他说不好。可能是他们觉得自己这次下去并没有得到什么明显的好处吧?原来是有人对他下去扶贫心怀妒忌的,他们当然也想得到这样一个镀金的机会,但后来也慢慢习惯了。他们也看到,由于邓一群下乡,照顾不到家庭,夫妻生活肯定也冷淡了。邓一群说,在乡下条件极其简陋,乡政府大院里只有三个水龙头,早晨起来刷牙要跑到五十米远的食堂门口,吃的米都是细碎的,稀饭里还常常加上红薯干。宿舍里没有空调,热得要死,有一台吊扇还是坏的,在头顶上呼啦呼啦响,随时都有可能砸下来,掉到脑袋上。而且,这次抗洪,那种辛苦没法言说。
他们到底还是不懂,他想,这次扶贫,只有一年的时间,到了时间就走人。而在自己面前的却从此是一条通天大路,有什么不值呢?
在厅里,他听说下面一个机械厂的厂长已经抓起来了。那个厂长问题很多,很严重,进去了,恐怕就再也出不来了。
这都是不小心的结果啊,他想。
假期很快就结束了,邓一群感到很轻松。不管如何,在孔副厅长面前,他吃了一颗定心丸。他自觉孔对他的印象不错。
邓一群就又回到了乡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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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切都是不可预料的,龚长庚被抓起来了。据说他当时正在省里开人大会议,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同志就把他叫了出去,众目睽睽之下,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。
事情的由头很简单,他是被下面那个机械厂厂长扯进去的,那个厂长交代曾给龚长庚送过一套红木家具、两只劳力士手表,价值五万多元。那套红木家具,邓一群在他家里是见过的,的确非常漂亮。他家还有数不清的高档家具和电器,那些电器都是进口的。与别人送他的东西相比,他邓一群送的东西就实在不足为奇了。对一个正厅级干部来说,这五万倒还真是个小数目,但检查人员却抓住这根线不放,紧紧追查,发现龚长庚还有其他大量严重问题。
邓一群听说这个消息,两眼一黑,打心凉起,一直凉到脚跟。
这个消息是肖如玉打电话来告诉他的,当时他正在乡政府办公室里开会,接完电话,都有点不知所措了。
他最主要的政治靠山倒了,今后他还能靠谁呢?建立一个靠山并不容易。龚长庚怎么就这样倒霉呢?周润南也有问题,可人家现在生活得非常安逸,而他却栽了。既然进去了,要想出来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检察机关一定是在掌握了大量的证据后,才会传唤他。这与一个小小的乡派出所随便抓一个民女不同。
龚长庚一出事,肯定也会牵涉到其他不少人。这些年的为官生涯,少不了有人向他行贿。邓一群倒是没有给他送过什么重礼,除了那次一万块钱的红包,就是曾经给他签报过四万多块的发票。发票的问题不大,已经在财务上走掉了。最让他害怕的,是他那次来沟墩乡,邓一群曾给他安排过那种女人,如果他交代出来,那么邓一群还有什么脸面在机关里呢?政治前途一定也随之断送了。
邓一群越想越担心,真的是寝食难安。
这期间,张梅被招工招走了,在苏南的一家服装厂。这家服装厂在全县共有一百个名额,而在沟墩乡,这一次只有十个名额。十个名额很快就被占了。邓一群开始就把张梅的名单报了上去,但等到各个村里把名单报上来时,却没有了她。邓一群心里非常地不快。他知道,这十个名额,一定都是各个村长家的什么亲戚。不仅张梅没去,还有十多个家庭的确很困难,需要照顾的女孩子也都没有能去。但由于是村里报上来的,他只好什么也不能说。
招工人员临走那天,乡里摆了一桌饭,请他们吃饭。邓一群本来不想去,但老焦非让他去。酒都喝得差不多了,负责招工的那位姓徐的厂长看邓一群酒量不大,就对他说:“邓处长有机会我们一定再好好喝。”邓一群看了他一眼,知道他的酒兴还没有得到满足,有些挑衅的意思,于是就说:“我愿意和你喝。感谢你对我们乡的支持。但我们再喝要有说法。”他想到了自己借这个机会,也许就可以帮一帮张梅。那个姓徐的厂长马上问:“什么说法?”邓一群说:“你在我们乡招的人也太少了。如果你愿意下次再来招,我一定陪你喝个痛快。”徐厂长笑说:“邓处长要是赏脸,我现在就和你喝。你多喝一杯,我多招一个。”
邓一群说:“好。”
老焦看出邓一群事实上已经不能喝了,赶紧说:“算了算了,我来代表。”徐厂长说:“不行,你怎么能代表邓处长?”
邓一群说:“徐厂长你说话要算话。”
徐厂长说:“这么多领导在这,我怎么能说了不算?”
邓一群心里记着那十个名额,一边在心里骂老焦他们乡里混蛋,一边就真的喝了起来。而且,他是站起来喝。每次喝完,把杯底亮给姓徐的厂长看。
一杯,两杯,三杯……十一杯。邓一群站不住了。众人看到他的脸色红了之后开始发白,赶紧劝他停止。他看着那个厂长,说:“他妈的,我还能喝,你还、还能招、招多、多少?”厂长赶紧过来,拉住他的手,说:“邓处长,别喝了,我愿意交你这样的朋友。我这次带三十个走,好不好?”邓一群说:“去、去你的。我、我、我他妈自己从不求人,这些女孩子可、可怜啊。你以后可要对她们负责。”徐厂长说:“请你邓处长放心。”
邓一群想去厕所,却感到两腿发飘。他努力往门外走,老焦过来扶他,他一张口,一股东西就直喷老焦而去……
邓一群醉得不轻。
回去以后整整睡了一天一夜也没有起来。据说卫生院来人给他挂了水,而他自己却什么也不知道。
稍后的那几天里,他一直感觉身体不舒服,但他没有说,以为只是倦了,或者是心情关系。在那个星期二的早晨,他已经和苗得康说好,要到下面一个村里去,看看那里一个养鸡专业户的情况。七点半,在食堂里吃了早饭,他坐在桌前却直冒冷汗。
“你怎么啦?脸色怎么这么白?”老苗问。
邓一群感到浑身无力,他看到老苗一张焦急的脸和睁大的眼睛。他勉强笑一笑,说:“我也不知道。”苗得康说:“你感觉哪里不舒服?”邓一群说:“没有什么不舒服的,就是浑身冒汗。”苗得康说:“赶紧到医院去看一看。”邓一群心想:那个乡卫生院能看得出什么名堂?嘴里说:“不要紧,我跟你下去呢。”老苗严肃地说:“不行。我陪你到医院去。”
苗得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,内心厚道。
到了卫生院,挂号什么的都免了,直接进了内科。院长出来了,检查。检查完毕后,院长脸色严峻,对苗得康说:“恐怕要送到县院去。”
一切就都变得严重起来。
乡里派了车,去县医院。
邓一群有点迷迷瞪瞪的,只好听他们安排。他想:情况可能的确很严重。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。车子在路上开得摇摇晃晃,邓一群感觉自己这回可能要死了。他真的有点怕起来。再想想,死掉也好,省得出了问题,还落个笑柄给人家。他怎么就这么倒霉呢?前一阵子,也许自己顺过头了,而现在磨难来了。
这也许才是开始,他想。
现在,这条命不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,就像自己的命运一样。他感觉自己像个木偶一样,听老苗的安排和指挥。到了县院,院方听到是省委扶贫工作组的,就派出了最好的医生,出来检查。
结果是严重胸膜炎并带有轻度结核。
邓一群听了,眼睛一黑。
邓一群在县院住了下来。
乡里安排好了一切,县里的领导也都赶来看望,并安慰他说,他们一定尽最大的力量治好他的病。院方的专家说:这病很一般,放在二十年前,这种病很可怕,到今天,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,让他不必多虑。
老苗让他安心治病,乡里的工作不必去想了。治好病,就是最大的工作。问他有什么要求,比如是否转到城里去。邓一群摇摇头。他们哪里能够理解他呢?他是不必为自己的病而担心的,最让他担心的是怕龚长庚把他牵扯出来,那样他一切就都完了。如果一切都完了,那么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?
他情绪特别地低沉,唯一能让他安慰的,就是乡里又多走了二十个姑娘。老苗听了,也很感慨,说邓一群真的把心交给沟墩乡了。
邓一群情绪低沉,他想回城,一方面可以得到照顾,另一方面可以确切地得到龚长庚问题的最新情况。他是否可以通过关系,问问情况呢?不!心里很快做了否定。那真是疯了。千万不能这样干。
他现在只装成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。
但他的那颗心放不下。他想给龚长庚的家里打一个电话,问问他的夫人,犹豫了好久,几次拿起手机,又几次轻轻放下。也许这还不叫无为而治,但静静地等等是他可能有的最好选择。打电话过去,岂不是自投罗网?一切听之任之吧。夜里,他感到呼吸困难,睡不着,就给肖如玉打了个电话,告诉他自己病了,突然生病。在知道他已经住进县里的医院后,肖如玉在电话里犹豫了一下,说:“……那你要不回来?不回来也好,你安心治病,不要想那么多,龚长庚的事又不是你的事,还能让你去坐牢?最多不当你那处长就是了。”
邓一群关上手机,眼睛盯着天花板,听着日光灯管发出细微的嗞嗞声响,头脑里一片空白。女人,真是什么也不懂。他怎么能好端端地不做处长呢?坐牢,他是够不上的,但他不能没有政治前途。没有了前途,那么他邓一群这么多年的努力干什么?她对他一定已经失望了,电话里的肖如玉也表现出对他的身体关心的样子,但却并不希望他回去。那么,这里面还谈得上什么关心和温情呢?他感觉,他们的夫妻之情就像纸一样地薄。
万念俱灰。邓一群是个很情绪化的人。龚长庚这一倒,他想他这一生也就完了。下面的厅长对他不可能再有所关照了。他越想越害怕,而他这种害怕能对谁说呢?连对肖如玉都不能说。
肖如玉根本不理解他,他想:要这样的一个女人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。她对他事业上再也没有一点的帮助。他恨不得丢掉她。离掉她,他有能力得到更好的。
邓一群这时生理上的病痛倒没让他感觉出什么,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痛苦。
在县医院里,邓一群享受着特殊的照顾。那些人知道他是省里的干部,对他特别地客气。县里的那些领导每星期都会来,除了鲜花,还带了很多营养品。那些营养品堆在床头都快成了小山了。乡里的干部也都一一来探视。老苗照例是每星期都来,有时实在来不了就让别人带话。扶贫工作组的组员们也都来了。别人对他越是客气,邓一群越是心虚,他想:今天,他还没有出问题,大家对他还客气,明天,一旦龚长庚把他给他找小姐的事情说了,把他为他签报发票的事情说了,把他送红包的事情说了,他在机关里是什么样的形象,还能得到大家对他的尊重吗?说不定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还会来传讯他。
他整天就在这种惴惴不安里度日子。
他给大舅子肖国藩打了电话,询问情况。肖国藩让他安心养病,说你这样是最好的,要是在机关里倒不好办。签报发票的事情,到时追查起来,你是可以推掉的,毕竟不属于行贿,最多只是违纪。下级服从上级,你也是不得已。而关于那一万块钱,肖国藩说,那根本不算什么。纪委要是查这样的小账,那永远也忙不过来。邓一群心里稍稍安稳了些,三件担心的事去掉了两件。本来他还想把另一件担心的事告诉他,但他想想又咽了回去。肖如玉知道倒还算了,要是让她哥哥知道,免不了挨骂。
邓一群的心里非常不安,他知道苗组长已经把他生病的事告诉了机械厅,但机械厅却迟迟没有来人看望。
我完了。他想。机关里一定已经知道了我和龚长庚的某些特殊情况,把我当成了他的同类,眼下他们要做的,正是如何把我搞掉。他妈的,完了,真的完了。他多么悲哀啊!他的情绪落到了最低点。
一个星期后,省机械厅派来了代表,人事处处长和办公室主任,科技处的老言也来了,看望邓一群。他们都知道,邓一群是在抗洪斗争中累坏的。
邓一群看见老言瘦了很多,脸色也不好,不知为什么。他戴上了一副假发套,非常可笑。因为那发套上的头发很黑,非常浓密。这形象与他过去的形象相去太远,由不得你不笑。
人事处处长当然知道病中的邓一群最关心什么,他说,厅里一切正常,龚厅长的问题,还在审查,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来了人,看来情况比较严重。厅里的正常工作,由孔副厅长主持。他让他安心养病。之后,他又介绍了一些闲事,比如田小悦现在在读MBA(工商管理硕士),办公室的秘书小胡由于过去学的医学,所以已经决定去澳大利亚,谈琴提成了主任科员,退休了的徐明丽,除了练功,还上股市炒股,赚了不少钱,而她家楼上的一户炒股赔了二十万,跳楼自杀没死成,摔成了残废,等等。他们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告诉他,那就是老言已经退到了二线,科技处工作将由老潘暂时负责。
在县里的那些老同学,知道邓一群生病了也都来看他。陈小青的精神看上去要比过去好了些,她问他的夫人来没来,邓一群回说,自己没有让她来。自然受了大家一回指责。他笑了一笑,说,自己现在在这里感觉很好。
邓一群住的是一个单独病房,布置得很干净,一面窗子临着朝阳大街,可以看到楼下街上的景致。他这个病房在五楼。窗台边养了一盆花,邓一群叫不上它的名字。下午的时候,阳光透过朝西的窗子直射进来,病房里温度有些高,这时护士就会启动空调,降低温度。护士告诉他,这是县里的老干部病房,相当于省城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了。在写字台上,居然还放了一台14寸的电视。不过医生和护士都不准他看。事实上,邓一群也没法看。刚住进来的时候,他精神还好,但在用药后的第一个星期,他的身体状况迅速下降。医生说那是正常的,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心理上的紧张。
医院用的是最好的药物,很多都是进口的。每天要打针,服药。药丸都是要大把大把地服,像什么“利福平”、“异烟肼”等等,邓一群在用药之后,尿出的尿都是像血水一样地红,把他吓坏了。
他很虚弱,下床的时候都困难。护士们的照顾毕竟是有限的。他忽然感到很寂寞,需要有人陪他说话。然而这时有谁会来安慰他呢?他打了电话,告诉大哥邓一彬,说他生病了住在县院,希望他能过来看看自己。隔了一天,来的是邓一群的妈妈。老太太问了很多人,才找到他的病房。一看到他,眼泪就忍不住掉了下来,最后竟忍不住大声哽咽起来。她由儿子,又想到了自己的丈夫。她害怕再失去一个,这个最让她感到骄傲的人。邓一群眼里当时也有点热,但他很快就忍住了,说:“不要哭,没有什么的。哭什么。”他妈妈默默地擦泪,红着眼,看着他。
邓一群感觉他妈妈老得更厉害了,牙齿已经掉了很多,他问她为什么不做一副假牙,她说做一副假牙很贵。他问为什么老大没有来,他妈妈说,老大家的事很多,忙得很,实在抽不开身。邓一群心里寒寒的,觉得自己过去帮了他不少忙,他怎么竟会连亲弟兄也不认。生意再忙,还有一个亲弟兄的生命重要吗?
面对自己生病中的儿子,老太太有点不知说什么好。村里人听她说儿子得了结核病,一个个都表现出很吃惊的样子。老一辈的人都知道,在过去这叫痨病。邓一群也很清楚,中学的时候课本里有鲁迅的一篇小说《药》,华老栓的儿子华小栓得的就是这样的病,吃了人血馒头也没治好。怕是不用怕的,邓一群知道自己死不了,只是内心觉得很孤单,同时对自己未来的前途怀有一种深深的担忧。妈妈问他家里是否知道他生病了,他说知道,但他没有让肖如玉来,说自己这样的病不希望让别人担忧。
那天下午,阳光从窗子外面照进来,照亮了他妈妈的根根白发。她小心地坐在那里,很长时间不说话,一会拿衣袖抹眼泪。邓一群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。他长时间躺在床上,连身都翻不了,半边身子都麻木了,一点也不听他的使唤。在住院后,他的病情迅速加重。医生说这是件好事,发现得及时,治疗也及时。像他这样的病因为来得快,所以一般而言,去得也快。邓一群不知他们说的是否真实。那些医生和护士进来,看见老太太,问她话,问一句才答一句。一个农村老太太,她真的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。她很拘谨,面对的好像不是病中的儿子,而是一个什么很大的领导。
妈妈生活得不如意,邓一群想。他感觉热,直想睡觉。他让他妈妈从他一只皮包里拿点钱去街上买点苹果回来吃。他妈妈就去了。但等她回来的时候,他已经沉沉地睡着了。
邓一群需要人照顾他,比如喂饭什么的,但他却没有让他妈妈留下来,因为他这时候才发现他年迈的母亲事实上根本不知道如何照料。他吩咐她做什么,她才会做什么。那天晚上,医生来抽他的胸膜积水。很粗很长的针管,从后背的肋骨之间刺进去,一种特别的酸麻。在他的身后是一只雪白的痰盂,随着一根细细的软管,他胸膜间的黏黄的汁水滴了满满一痰盂。
病房里后来特别地静,邓一群突然生出一种愤怒,他觉得身边人并不比别人更关心他。他把这股怒气全发到他妈妈身上去。
他要他妈妈第二天早晨立即就回家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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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像个大漏斗,大风大雨。邓一群感觉自己都快顶不住了。他感觉从没受过这样的苦,每天一清早就出去,和群众一起扛沙包,运石料,十分辛苦,晚上天黑了才能回来,躺在床上,感觉身上的骨头都快散了架。
没有人知道他这份辛苦,特别是机械厅的人。肖如玉也不会想到他会这样的辛苦。在抢险的时候,他感觉自己真的融进群众中去了。这是一场战斗,容不得你多想什么。在一群劳动者当中,你能体现的价值就在于劳动。
连续多少天,邓一群感觉自己消瘦了不少。身份什么的都不重要了,完全就是一个乡干部。身上到处都是泥巴,再这样下去,连一件干净的换洗衣服都快没有了。偶尔,雨也会停下来,有时还能放那么一小会晴,但境外的客水却不断地内压。险情越来越重。全县都发动起来了,县委、政府有半数的干部集中到了沟墩乡。县里的驻地部队也来了。沟墩乡更是所有的农村劳动力都上堤了,连一些企业和学校都上去了。市里也向这边提供车辆、草包、木材、水泥、石子、钢筋等等一切必要的物资。
邓一群给厅领导分别打了电话,汇报了这里的情况,他们一一鼓励他。在和龚长庚厅长通话时,没有听出他有什么不快的情绪,也许自己只是虚惊一场,调进来一个副厅干部又能怎么样呢?他的心情稍稍安稳了些。他最后一个电话打给了孔副厅长。孔子悦,这个名字很好听,很温柔的一个名字,从这个名字里,邓一群甚至感觉他应该是个书生。在电话的那头,孔副厅长发出了很动听的笑声,说他已经知道了,他在下面很辛苦,向他表示慰问。
话不多,但邓一群听得心里暖暖的。
最关键的那一天到了。
那天早上天还有点黑,住在隔壁的苗得康就来敲邓一群的门,说:“小邓,快起来,到堤上去。刚才老焦说堤上已经有好几处顶不住了。”邓一群赶紧穿衣。一开门,又是风又是雨。苗得康说:“快走。”骑上车就走。出了乡政府大门,再转过水利站,上了马路,那边就是大运河堤。在黑乎乎的天色里,远看一片苍茫。这时候不过四点多钟,邓一群想。大运河像一条肥胖的白蛇,就在眼前。风吹起了他们的雨披,衣服从里到外,完全湿透了。
苗得康骑得比邓一群还快,邓一群感觉都有点不行了。雨点顺着风打在脸上,就像豆子砸的一样,砸得生疼。视线也完全被雨水模糊了。到处是风声、雨声、树叶声和运河里的水拍打堤岸时发出的声音。不久他们还听到了人的喊叫声。他们知道,那些声音是由大堤上抢险的群众发出的。
大堤已经裂了,在十米宽的路面上,已经有数十条深深的裂痕。到处是黑鸦鸦的人群,一群赤膊的庄稼汉在水里打桩。到处是喊叫声。场面乱糟糟的。马灯晃动。拖拉机的灯光笔直地射向河面。光带里闪着无数条雨线。他们看见了乡党委书记老焦,跑来跑去,正在喊着什么,他的嗓子已经哑掉了。裂缝似乎越来越大,越来越宽。大堤有随时决口的危险。邓一群不知怎么才好。苗得康用力拨开人群,一下子就跳到了水里,大声喊:“下石块!下石块!”邓一群吓得也就赶紧跟着跳到水里,喊着“下石块下石块”。
那些强壮的农民们奋力地打着木桩。老焦看见了他们,赶紧指挥下石块。一块块石块运过来,一块块地垒。既然是一个抢险队员,那些人也就把邓一群当成了劳力。邓一群面对那石块还真有点吃力,但他咬着牙坚持。锋利的石块棱角把他的手臂和腿肚子划出了一道道血痕,但他那时候也顾不得了。
寒冷、饥饿一起袭击着邓一群。浑浊的泥水。在抢险的队伍里,没有了城里人和农村人,没有了干部和农民。所有的架子都得放下来。那样子是狼狈的,一点风度也没有了。这时候要的就是表现。邓一群咬着牙关。
天亮了,决口暂时稳住了。
苗得康上来了,邓一群也跟着上来了。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县委办公室的王主任也来了,看到苗得康和邓一群,说:“你们辛苦了。”苗得康问老焦:“别处的情况怎么样?”老焦一脸的苦相,说:“还有三四处情况比较严重。想不到会这样。现在都还在抢。”苗得康说:“走,到那几个地方看一看。”县里电视台的一辆白色小车子开过来,下来三位年轻的记者,拦住苗得康,说要采访,老苗严肃地说:“现在不是时候,等大堤保住再说。”噎得那几个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雨还在不停地下,而且好像还越下越大。邓一群在心里骂着娘,骂天气。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他事先没有想到的。但是,这也是天赐良机,让他有个很好的锻炼机会。事实上只要他经过了这样的事,对他就是锻炼了。而这样的机会对他就是很好的资本,是机关里其他人所不具有的。
那天邓一群和苗得康一样,一直坚持到下午三点,才在书记老焦的坚持下,回到乡里,在食堂里吃了一口冷饭。吃完饭,衣服也没换,就又骑上车,赶到大堤上去。这时候的大堤上更是人山人海。
乡卫生院的人也来了,他们带着药箱,为那些受了伤的人包扎。院长带队。苗得康对他们是满意的。邓一群在人群中就看到了叶媛媛,一眼就看出来了。
邓一群后来为了那件事有点羞愧。
他想起自己也受伤了,就同意让叶媛媛为他包扎。晚上回到宿舍以后,他给苗得康打了一盆热水,让他泡一泡。苗得康挽起裤管,邓一群看到他那腿上到处是刮伤。“怎么伤成这样?您怎么不让卫生院敷点药?那会感染的。”老苗抽着烟,无动于衷地说:“哪有那么娇贵啊?”
在整个过程中,苗得康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
叶媛媛的身上也湿透了。
在风雨里,她的脸是白的,头发湿淋淋地贴在脸颊上。眼睛也睁不开了。衣服贴在身上。她的身体曲线很动人。他看见她上衣里面的胸罩带子。她的胸罩是蓝色的。带子很细。在蓝色的衬托下,她的肉色更艳。
她在包扎的时候有点哆嗦。
邓一群感觉到了。
他觉得她的哆嗦不是由于冷,不是由于害怕。大堤有危险,女孩子紧张是肯定的。她的确也很害怕。但他断定她在为他包扎的时候却不是由于害怕。她的手指很细长,白皙得很。
就在她帮他扎好后,他们抬眼互相看的刹那,邓一群意识到:他们之间一定会有故事的。
[85]
邓一群那个晚上就睡在大堤上,尽管他累得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,但他还是想到一双美丽的眼睛,那个眼睛的眼神特别清纯,和肖如玉的有着明显的不同。它属于一个年轻的女性。
那个女性就是叶媛媛。
但邓一群自那次取药以后,到这次在大堤上看到她,他就再也没有到卫生院去过。他想不出任何借口。像他这样的年轻干部,要是在乡里做出什么事情,影响会很大的。他不想这样。一切都必须非常小心,小心,小心,再小心。现在,厅里的情况有了变化,这位新来的副厅长,目前还不知他的脾性,凡事自己就要更加小心了。他想。
可是,他又能和叶媛媛怎么样呢?
什么也不会发生的,只是他对她有好感罢了。只要一个男人是正常的,那么他必然对一个年轻美丽的女性怀有好感,内心有一种倾慕。除此,他不会再有什么。他是一个很理智的男人,他想。
雨停了,他和苗组长睡在一间简易的雨篷里。到处是水声,人声,还有蛙鸣和各种小虫子的叫声。这样露宿野营,在他是第一次。他能看到帐篷外天上偶尔露出来几颗星星。那星星看上去很亮。很快就有乌云来把它遮住。云过,又出来。
这样的人生经历,是他过去从来也没有想过的。
他开始想象城市。
城市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,有林立的高楼,明亮的灯光,繁华的街景,川流不息的车辆……商场里明亮的橱窗,漂亮的模特,年轻而香味四散的小姐,灯红酒绿的酒吧,古朴现代的茶社,情人节鲜红的玫瑰,情人之吻,口红和内衣……
这样的辛苦,城里人是没法理解的,机关里的人也是没法理解的。邓一群想。在这里他不能叫苦,因为所有的人都一样。苗得康无论职务还是年龄,都比他大,他却一声也不吭,有的却是埋头紧张地抢救大堤。乡里、县里的那些干部,一个个也都豁出去了。真是少有的感人场面。很多群众也感动了,说想不到这些共产党干部平时看不出,关键时还是很能干的。
事关重大,不得马虎。邓一群想。
邓一群和苗得康在睡梦里被惊醒了。
有一处大堤突然决口了。
汹涌的河水直往里面灌。想方设法地堵。铁架子和车斗都栽进去了,也都不顶事。乡里要求水泥船厂把水泥驳船调过来,装满黄沙,然后沉下去。一条、两条、三条……决口越来越小。然而下面却又出现漏洞,必须人潜下去,用沙包堵。
有两三个人跳了下去,经过了一段时间后,露出头来,说,没有找到那个洞口。大堤的这一边,浑浊的泥水正越涌越急,越来越大。站在岸上的老焦急了,也要下去,别人劝住了。邓一群说:“我下。”他心里也有点急了。时间不能白白再拖下去,一旦不及时堵上漏洞,后果不堪设想。老焦说:“你不能下。”他想自己毕竟在农村做了很多年,过去是有经验的,与邓一群不同。邓一群不想再这样空耗,坚持要下,但他心里的确没有底,自己到底能不能把洞口找到,于是说:“要不我们一起下?”两个人下去,心里感觉要踏实些。
他们迅速脱掉了衣服,露出了一身白肉。乡食堂的炊事员送来了白酒,说:“你们喝口酒再下去。”老焦喝了一大口,递给了邓一群,邓一群也喝了一大口,但却被呛得很难受。
水是刺骨地寒冷。
邓一群潜下去,在一片黑暗的浊水里摸索。
没有结果。
他的嘴唇在发抖,脸色都青了。水里的几个人面面相觑。怎么办?时间不等人。这时岸上又下来一个小伙子,看他那年纪不过三十岁。看上去他精神得很,脱掉衣服时露出一身的腱子肉。邓一群记得他下水时还笑了一下,笑的时候露出嘴里一口白牙。
他下去了有二十分钟,把头露了出头,喘着气,说,知道了那个漏洞的大概位置。漏洞正越来越大,在水面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。那漩涡有两个特大的铁锅那样大,转速很快,中心漩得已经有两尺多深的涡涡。众人递了第一包沙袋给他,嘱咐他小心。他挟起沙袋就又潜了下去。上来,更大口地喘着气,说:“下面洞很大,一时堵不住,刚放下一个,还没出手就被冲走了。”他们就给他一个更大的。他潜下去,再上来;潜下去,再上来。到第六个沙袋的时候,众人等了好长时间,他却再也没有上来……
岸上的人运送沙包,邓一群和老焦他们就把沙包往脚下垒。一包又一包,浑身都麻木了。苗得康也站在了水里,和大家一起填沙包。
越来越多的人投进来。
奋战了一夜,东方的天空露出鱼肚白,大堤终于被堵住了。
邓一群在水里已经站不住了,最后是被两个小伙子抬上来的。抬上来,就赶紧送到了宿舍。
[86]
全国的水患都消除了。
沟墩乡也一样,运河的水开始消退。
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
扶贫工作组的人受到了群众和上级部门的肯定,省委扶贫领导小组还特地开了表彰大会,省委书记、省长等领导还亲切接见了扶贫工作组的每一个同志。邓一群很高兴。虽然事实上与普通老百姓比,他们没有付出太多的东西,但他的确在这过程里尽力了。
他对自己得到这样的荣誉,感到无愧。
进而邓一群又不无想到:年终结束回去,他有东西好写了。在他的干部履历表上,他又多了光彩的一页。这一页的确非常重要,在和平年代里,你很难得到这样的机会。将来组织部门考察他的时候,他的材料就会因此而厚重。他相信回去以后,一定可以得到晋升的。
为了奖励他们的辛苦,省里特地安排他们回去休养两个星期。
邓一群却没有休,他想到新来的孔副厅长,不敢有所懈怠,回城后的第二天上午,就赶到了班上。肖如玉对此非常地不满,觉得他“积极”得有点过分。她哪里知道,这并不是什么积极,而是他自己强烈的需要,不得不如此。
孔副厅长和他想象中的完全不同,脸上看不出一丝书生的表情。他长了一张黑脸,就像戏里的包公。让人感觉不同的是他的眼睛太小,眼角刻满了一道道深深的皱纹。与别的官员相比,他太瘦了,瘦得都有点不太像一个厅级领导。他把头发梳成大背式,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。那面相,还比较和善。看到邓一群,他显得非常亲切,亲自为他让座,倒水,弄得邓一群倒非常过意不去。
邓一群感觉那天他们聊得很好。他们很快找到了共同的话题,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出身。聊了有半个多小时,邓一群才告辞出来。心中轻松不少。他们现在还彼此不了解,时间长了会慢慢好起来。人,是有感情的动物。他想。
那天在机关里,他感觉大家对他的态度也友善得很,不像他过去感觉的那种虚假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呢?他说不好。可能是他们觉得自己这次下去并没有得到什么明显的好处吧?原来是有人对他下去扶贫心怀妒忌的,他们当然也想得到这样一个镀金的机会,但后来也慢慢习惯了。他们也看到,由于邓一群下乡,照顾不到家庭,夫妻生活肯定也冷淡了。邓一群说,在乡下条件极其简陋,乡政府大院里只有三个水龙头,早晨起来刷牙要跑到五十米远的食堂门口,吃的米都是细碎的,稀饭里还常常加上红薯干。宿舍里没有空调,热得要死,有一台吊扇还是坏的,在头顶上呼啦呼啦响,随时都有可能砸下来,掉到脑袋上。而且,这次抗洪,那种辛苦没法言说。
他们到底还是不懂,他想,这次扶贫,只有一年的时间,到了时间就走人。而在自己面前的却从此是一条通天大路,有什么不值呢?
在厅里,他听说下面一个机械厂的厂长已经抓起来了。那个厂长问题很多,很严重,进去了,恐怕就再也出不来了。
这都是不小心的结果啊,他想。
假期很快就结束了,邓一群感到很轻松。不管如何,在孔副厅长面前,他吃了一颗定心丸。他自觉孔对他的印象不错。
邓一群就又回到了乡下。
[87]
一切都是不可预料的,龚长庚被抓起来了。据说他当时正在省里开人大会议,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同志就把他叫了出去,众目睽睽之下,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。
事情的由头很简单,他是被下面那个机械厂厂长扯进去的,那个厂长交代曾给龚长庚送过一套红木家具、两只劳力士手表,价值五万多元。那套红木家具,邓一群在他家里是见过的,的确非常漂亮。他家还有数不清的高档家具和电器,那些电器都是进口的。与别人送他的东西相比,他邓一群送的东西就实在不足为奇了。对一个正厅级干部来说,这五万倒还真是个小数目,但检查人员却抓住这根线不放,紧紧追查,发现龚长庚还有其他大量严重问题。
邓一群听说这个消息,两眼一黑,打心凉起,一直凉到脚跟。
这个消息是肖如玉打电话来告诉他的,当时他正在乡政府办公室里开会,接完电话,都有点不知所措了。
他最主要的政治靠山倒了,今后他还能靠谁呢?建立一个靠山并不容易。龚长庚怎么就这样倒霉呢?周润南也有问题,可人家现在生活得非常安逸,而他却栽了。既然进去了,要想出来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检察机关一定是在掌握了大量的证据后,才会传唤他。这与一个小小的乡派出所随便抓一个民女不同。
龚长庚一出事,肯定也会牵涉到其他不少人。这些年的为官生涯,少不了有人向他行贿。邓一群倒是没有给他送过什么重礼,除了那次一万块钱的红包,就是曾经给他签报过四万多块的发票。发票的问题不大,已经在财务上走掉了。最让他害怕的,是他那次来沟墩乡,邓一群曾给他安排过那种女人,如果他交代出来,那么邓一群还有什么脸面在机关里呢?政治前途一定也随之断送了。
邓一群越想越担心,真的是寝食难安。
这期间,张梅被招工招走了,在苏南的一家服装厂。这家服装厂在全县共有一百个名额,而在沟墩乡,这一次只有十个名额。十个名额很快就被占了。邓一群开始就把张梅的名单报了上去,但等到各个村里把名单报上来时,却没有了她。邓一群心里非常地不快。他知道,这十个名额,一定都是各个村长家的什么亲戚。不仅张梅没去,还有十多个家庭的确很困难,需要照顾的女孩子也都没有能去。但由于是村里报上来的,他只好什么也不能说。
招工人员临走那天,乡里摆了一桌饭,请他们吃饭。邓一群本来不想去,但老焦非让他去。酒都喝得差不多了,负责招工的那位姓徐的厂长看邓一群酒量不大,就对他说:“邓处长有机会我们一定再好好喝。”邓一群看了他一眼,知道他的酒兴还没有得到满足,有些挑衅的意思,于是就说:“我愿意和你喝。感谢你对我们乡的支持。但我们再喝要有说法。”他想到了自己借这个机会,也许就可以帮一帮张梅。那个姓徐的厂长马上问:“什么说法?”邓一群说:“你在我们乡招的人也太少了。如果你愿意下次再来招,我一定陪你喝个痛快。”徐厂长笑说:“邓处长要是赏脸,我现在就和你喝。你多喝一杯,我多招一个。”
邓一群说:“好。”
老焦看出邓一群事实上已经不能喝了,赶紧说:“算了算了,我来代表。”徐厂长说:“不行,你怎么能代表邓处长?”
邓一群说:“徐厂长你说话要算话。”
徐厂长说:“这么多领导在这,我怎么能说了不算?”
邓一群心里记着那十个名额,一边在心里骂老焦他们乡里混蛋,一边就真的喝了起来。而且,他是站起来喝。每次喝完,把杯底亮给姓徐的厂长看。
一杯,两杯,三杯……十一杯。邓一群站不住了。众人看到他的脸色红了之后开始发白,赶紧劝他停止。他看着那个厂长,说:“他妈的,我还能喝,你还、还能招、招多、多少?”厂长赶紧过来,拉住他的手,说:“邓处长,别喝了,我愿意交你这样的朋友。我这次带三十个走,好不好?”邓一群说:“去、去你的。我、我、我他妈自己从不求人,这些女孩子可、可怜啊。你以后可要对她们负责。”徐厂长说:“请你邓处长放心。”
邓一群想去厕所,却感到两腿发飘。他努力往门外走,老焦过来扶他,他一张口,一股东西就直喷老焦而去……
邓一群醉得不轻。
回去以后整整睡了一天一夜也没有起来。据说卫生院来人给他挂了水,而他自己却什么也不知道。
稍后的那几天里,他一直感觉身体不舒服,但他没有说,以为只是倦了,或者是心情关系。在那个星期二的早晨,他已经和苗得康说好,要到下面一个村里去,看看那里一个养鸡专业户的情况。七点半,在食堂里吃了早饭,他坐在桌前却直冒冷汗。
“你怎么啦?脸色怎么这么白?”老苗问。
邓一群感到浑身无力,他看到老苗一张焦急的脸和睁大的眼睛。他勉强笑一笑,说:“我也不知道。”苗得康说:“你感觉哪里不舒服?”邓一群说:“没有什么不舒服的,就是浑身冒汗。”苗得康说:“赶紧到医院去看一看。”邓一群心想:那个乡卫生院能看得出什么名堂?嘴里说:“不要紧,我跟你下去呢。”老苗严肃地说:“不行。我陪你到医院去。”
苗得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,内心厚道。
到了卫生院,挂号什么的都免了,直接进了内科。院长出来了,检查。检查完毕后,院长脸色严峻,对苗得康说:“恐怕要送到县院去。”
一切就都变得严重起来。
乡里派了车,去县医院。
邓一群有点迷迷瞪瞪的,只好听他们安排。他想:情况可能的确很严重。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。车子在路上开得摇摇晃晃,邓一群感觉自己这回可能要死了。他真的有点怕起来。再想想,死掉也好,省得出了问题,还落个笑柄给人家。他怎么就这么倒霉呢?前一阵子,也许自己顺过头了,而现在磨难来了。
这也许才是开始,他想。
现在,这条命不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,就像自己的命运一样。他感觉自己像个木偶一样,听老苗的安排和指挥。到了县院,院方听到是省委扶贫工作组的,就派出了最好的医生,出来检查。
结果是严重胸膜炎并带有轻度结核。
邓一群听了,眼睛一黑。
邓一群在县院住了下来。
乡里安排好了一切,县里的领导也都赶来看望,并安慰他说,他们一定尽最大的力量治好他的病。院方的专家说:这病很一般,放在二十年前,这种病很可怕,到今天,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,让他不必多虑。
老苗让他安心治病,乡里的工作不必去想了。治好病,就是最大的工作。问他有什么要求,比如是否转到城里去。邓一群摇摇头。他们哪里能够理解他呢?他是不必为自己的病而担心的,最让他担心的是怕龚长庚把他牵扯出来,那样他一切就都完了。如果一切都完了,那么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?
他情绪特别地低沉,唯一能让他安慰的,就是乡里又多走了二十个姑娘。老苗听了,也很感慨,说邓一群真的把心交给沟墩乡了。
邓一群情绪低沉,他想回城,一方面可以得到照顾,另一方面可以确切地得到龚长庚问题的最新情况。他是否可以通过关系,问问情况呢?不!心里很快做了否定。那真是疯了。千万不能这样干。
他现在只装成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。
但他的那颗心放不下。他想给龚长庚的家里打一个电话,问问他的夫人,犹豫了好久,几次拿起手机,又几次轻轻放下。也许这还不叫无为而治,但静静地等等是他可能有的最好选择。打电话过去,岂不是自投罗网?一切听之任之吧。夜里,他感到呼吸困难,睡不着,就给肖如玉打了个电话,告诉他自己病了,突然生病。在知道他已经住进县里的医院后,肖如玉在电话里犹豫了一下,说:“……那你要不回来?不回来也好,你安心治病,不要想那么多,龚长庚的事又不是你的事,还能让你去坐牢?最多不当你那处长就是了。”
邓一群关上手机,眼睛盯着天花板,听着日光灯管发出细微的嗞嗞声响,头脑里一片空白。女人,真是什么也不懂。他怎么能好端端地不做处长呢?坐牢,他是够不上的,但他不能没有政治前途。没有了前途,那么他邓一群这么多年的努力干什么?她对他一定已经失望了,电话里的肖如玉也表现出对他的身体关心的样子,但却并不希望他回去。那么,这里面还谈得上什么关心和温情呢?他感觉,他们的夫妻之情就像纸一样地薄。
万念俱灰。邓一群是个很情绪化的人。龚长庚这一倒,他想他这一生也就完了。下面的厅长对他不可能再有所关照了。他越想越害怕,而他这种害怕能对谁说呢?连对肖如玉都不能说。
肖如玉根本不理解他,他想:要这样的一个女人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。她对他事业上再也没有一点的帮助。他恨不得丢掉她。离掉她,他有能力得到更好的。
邓一群这时生理上的病痛倒没让他感觉出什么,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痛苦。
在县医院里,邓一群享受着特殊的照顾。那些人知道他是省里的干部,对他特别地客气。县里的那些领导每星期都会来,除了鲜花,还带了很多营养品。那些营养品堆在床头都快成了小山了。乡里的干部也都一一来探视。老苗照例是每星期都来,有时实在来不了就让别人带话。扶贫工作组的组员们也都来了。别人对他越是客气,邓一群越是心虚,他想:今天,他还没有出问题,大家对他还客气,明天,一旦龚长庚把他给他找小姐的事情说了,把他为他签报发票的事情说了,把他送红包的事情说了,他在机关里是什么样的形象,还能得到大家对他的尊重吗?说不定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还会来传讯他。
他整天就在这种惴惴不安里度日子。
他给大舅子肖国藩打了电话,询问情况。肖国藩让他安心养病,说你这样是最好的,要是在机关里倒不好办。签报发票的事情,到时追查起来,你是可以推掉的,毕竟不属于行贿,最多只是违纪。下级服从上级,你也是不得已。而关于那一万块钱,肖国藩说,那根本不算什么。纪委要是查这样的小账,那永远也忙不过来。邓一群心里稍稍安稳了些,三件担心的事去掉了两件。本来他还想把另一件担心的事告诉他,但他想想又咽了回去。肖如玉知道倒还算了,要是让她哥哥知道,免不了挨骂。
邓一群的心里非常不安,他知道苗组长已经把他生病的事告诉了机械厅,但机械厅却迟迟没有来人看望。
我完了。他想。机关里一定已经知道了我和龚长庚的某些特殊情况,把我当成了他的同类,眼下他们要做的,正是如何把我搞掉。他妈的,完了,真的完了。他多么悲哀啊!他的情绪落到了最低点。
一个星期后,省机械厅派来了代表,人事处处长和办公室主任,科技处的老言也来了,看望邓一群。他们都知道,邓一群是在抗洪斗争中累坏的。
邓一群看见老言瘦了很多,脸色也不好,不知为什么。他戴上了一副假发套,非常可笑。因为那发套上的头发很黑,非常浓密。这形象与他过去的形象相去太远,由不得你不笑。
人事处处长当然知道病中的邓一群最关心什么,他说,厅里一切正常,龚厅长的问题,还在审查,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来了人,看来情况比较严重。厅里的正常工作,由孔副厅长主持。他让他安心养病。之后,他又介绍了一些闲事,比如田小悦现在在读MBA(工商管理硕士),办公室的秘书小胡由于过去学的医学,所以已经决定去澳大利亚,谈琴提成了主任科员,退休了的徐明丽,除了练功,还上股市炒股,赚了不少钱,而她家楼上的一户炒股赔了二十万,跳楼自杀没死成,摔成了残废,等等。他们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告诉他,那就是老言已经退到了二线,科技处工作将由老潘暂时负责。
在县里的那些老同学,知道邓一群生病了也都来看他。陈小青的精神看上去要比过去好了些,她问他的夫人来没来,邓一群回说,自己没有让她来。自然受了大家一回指责。他笑了一笑,说,自己现在在这里感觉很好。
邓一群住的是一个单独病房,布置得很干净,一面窗子临着朝阳大街,可以看到楼下街上的景致。他这个病房在五楼。窗台边养了一盆花,邓一群叫不上它的名字。下午的时候,阳光透过朝西的窗子直射进来,病房里温度有些高,这时护士就会启动空调,降低温度。护士告诉他,这是县里的老干部病房,相当于省城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了。在写字台上,居然还放了一台14寸的电视。不过医生和护士都不准他看。事实上,邓一群也没法看。刚住进来的时候,他精神还好,但在用药后的第一个星期,他的身体状况迅速下降。医生说那是正常的,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心理上的紧张。
医院用的是最好的药物,很多都是进口的。每天要打针,服药。药丸都是要大把大把地服,像什么“利福平”、“异烟肼”等等,邓一群在用药之后,尿出的尿都是像血水一样地红,把他吓坏了。
他很虚弱,下床的时候都困难。护士们的照顾毕竟是有限的。他忽然感到很寂寞,需要有人陪他说话。然而这时有谁会来安慰他呢?他打了电话,告诉大哥邓一彬,说他生病了住在县院,希望他能过来看看自己。隔了一天,来的是邓一群的妈妈。老太太问了很多人,才找到他的病房。一看到他,眼泪就忍不住掉了下来,最后竟忍不住大声哽咽起来。她由儿子,又想到了自己的丈夫。她害怕再失去一个,这个最让她感到骄傲的人。邓一群眼里当时也有点热,但他很快就忍住了,说:“不要哭,没有什么的。哭什么。”他妈妈默默地擦泪,红着眼,看着他。
邓一群感觉他妈妈老得更厉害了,牙齿已经掉了很多,他问她为什么不做一副假牙,她说做一副假牙很贵。他问为什么老大没有来,他妈妈说,老大家的事很多,忙得很,实在抽不开身。邓一群心里寒寒的,觉得自己过去帮了他不少忙,他怎么竟会连亲弟兄也不认。生意再忙,还有一个亲弟兄的生命重要吗?
面对自己生病中的儿子,老太太有点不知说什么好。村里人听她说儿子得了结核病,一个个都表现出很吃惊的样子。老一辈的人都知道,在过去这叫痨病。邓一群也很清楚,中学的时候课本里有鲁迅的一篇小说《药》,华老栓的儿子华小栓得的就是这样的病,吃了人血馒头也没治好。怕是不用怕的,邓一群知道自己死不了,只是内心觉得很孤单,同时对自己未来的前途怀有一种深深的担忧。妈妈问他家里是否知道他生病了,他说知道,但他没有让肖如玉来,说自己这样的病不希望让别人担忧。
那天下午,阳光从窗子外面照进来,照亮了他妈妈的根根白发。她小心地坐在那里,很长时间不说话,一会拿衣袖抹眼泪。邓一群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。他长时间躺在床上,连身都翻不了,半边身子都麻木了,一点也不听他的使唤。在住院后,他的病情迅速加重。医生说这是件好事,发现得及时,治疗也及时。像他这样的病因为来得快,所以一般而言,去得也快。邓一群不知他们说的是否真实。那些医生和护士进来,看见老太太,问她话,问一句才答一句。一个农村老太太,她真的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。她很拘谨,面对的好像不是病中的儿子,而是一个什么很大的领导。
妈妈生活得不如意,邓一群想。他感觉热,直想睡觉。他让他妈妈从他一只皮包里拿点钱去街上买点苹果回来吃。他妈妈就去了。但等她回来的时候,他已经沉沉地睡着了。
邓一群需要人照顾他,比如喂饭什么的,但他却没有让他妈妈留下来,因为他这时候才发现他年迈的母亲事实上根本不知道如何照料。他吩咐她做什么,她才会做什么。那天晚上,医生来抽他的胸膜积水。很粗很长的针管,从后背的肋骨之间刺进去,一种特别的酸麻。在他的身后是一只雪白的痰盂,随着一根细细的软管,他胸膜间的黏黄的汁水滴了满满一痰盂。
病房里后来特别地静,邓一群突然生出一种愤怒,他觉得身边人并不比别人更关心他。他把这股怒气全发到他妈妈身上去。
他要他妈妈第二天早晨立即就回家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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