序一 曲哀感顽艳的悲歌
序一
曲哀感顽艳的悲歌
东方龙吟
历时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,总在一个个类似的旋涡里打转转——其中堪称“酷毙了”的一轮循环,便发生在公元十世纪以后的一百九十年内。
公元937年,一个先似羊一般温顺、得势后却如虎似狼的阴谋家徐知诰,利用殚精竭虑多年而得到的兵权,将割据江南一隅的吴国幼主杨溥废掉,然后宣称自己是唐玄宗的后裔,名为李昪,在金陵续起“大唐”香火,这便是历史上的“南唐”。李昪即位之后,积极改革弊政,缓征赋税,兴利除害,休养生息,数年之间,使江淮大地出现相对安定的局面,接着国家即呈现“旷土尽辟、桑柘满野”的繁盛景象。无奈天不假年,七载之后他便病入膏肓。最让其痛心的是,能征善战的儿子已战死沙场,他只能将国祚传给文采斐然的儿子李璟。后者在位十九载,政治上最大的举措就是对北方迅速崛起的后周政权俯首称臣,放弃帝号,自称“唐主”,倒是他的“小楼吹彻玉笙寒”一词,与其宰相冯延巳的“风乍起,吹皱一池春水”笑傲群芳,一时风靡。没想到几个颇有出息的儿子同样先他而亡,“主”位只能传给那个生于祖父得国之年、却终日在温柔乡里厮混、以写淫靡喋喋之词见长的第六子李煜。此时赵匡胤刚刚演完酷似李昪的那出黄袍加身闹剧,他用“大宋”旗号将后周小皇帝柴氏屏蔽,随即便以“卧榻之侧,岂容他人酣睡”为由,派大将曹彬攻破金陵,灭了南唐,并将女人堆里睡得迷迷糊糊的李后主捉到汴京,封为“违命侯”,极尽羞辱之能事。李煜身处“蒿莱”,方恨前半生的“一晌贪欢”,身上遗存其祖父的一点“壮志”微露端倪,并将“沉埋”之“金剑”现于词章。宋太宗见此情形,便将“牵机药”搀于酒内,赐给“违命侯”——可怜本是风流词家、误踏国君之位的李煜,竟以手脚抽搐如同织机穿梭之状,惨死在北国强主面前。
公元997年,恰是李昪得国之后的一个甲子,勇武、阴鸷而又自诩“好色”的宋太宗一命呜呼于“万岁殿”。赵匡义违背了曾对兄长许下的“兄终弟及”“长者当立”誓言,将皇位传给了貌似英伟的儿子。然而赵匡义连做梦都不会想到,他的不肖子孙们会像李后主一样,将祖宗们的勇武血性弃绝殆尽,只有“好色”基因被他们承袭并恶性膨胀着。终于,一个名叫赵佶的“龙种”才子接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,稀里糊涂地继承了国祚。他的斐然文采、精湛书艺、绘画天才一点都不亚于李后主,而在骄奢淫逸、任用佞臣、昏聩无度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此时,同样来自北方的铁骑从百姓的血泊中一路踏来。赵佶最大的本事,是像鸵鸟一样,将头埋进温柔乡和花鸟窝里,把暴露着的屁股和祖先的牌位一道交给同样昏聩的儿子赵桓,任由金人的马鞭抽击。
公元1127年,也即宋太宗死后的一百三十年后,岁在丁未,是个羊年。这年春夏之交,金国大将斡离不(完颜宗望)押着14000多只“丁”类弱“羊”从汴京向北国迤逦而去,这群“弱羊”的首领就是46岁的宋徽宗赵佶、28岁的宋钦宗赵桓。他们被掳到金廷后,太上皇被封“昏德公”,皇帝则为“重昏侯”,父子二人共享着李煜当年的同等待遇,赵佶也在哀词中续写着“天遥地远,万水千山,知他故宫何处”的凄凉。可悲的在于,李煜当年“金剑已沉埋、壮志蒿莱”之思在赵氏后裔们的话语中浑然不见,这种血性早被“无据,和梦也有时不做”的阳痿综合征所淹没了。
在九百七十八年前的那个长长的“羊群”里,最孱弱、也最值得人们怜悯的,莫过于那些在宋廷皇宫内养尊处优、锦衣玉食的弱女子了。在《续宋编年资治通鉴》中,曾有这样触目惊心的记载:
金人取二王宫,以近属宗室赴军前。开封府解发宫嫔一千二百人,亲王二十五人,帝姬、驸马四十九人,宗室南班官等络绎道路凡数十里。
宋代皇帝之女,向来与前朝一样,称作公主。宋徽宗政和三年闰四月,蔡京等人为了掩饰他们不学无术、缺乏情采的拙劣文辞,便突发奇想,建议将公主之称改为“帝姬”,据说这是恢复周朝“诸女言姬”的古制。宋徽宗共有34个女儿,从此无一例外地都称“帝姬”,比如下嫁给蔡京之子蔡鞗的延庆公主,便被改为茂德帝姬。
宋代有个无名氏,保留下了一份当年详细记载被掳北上的亲王、后妃、帝姬、驸马及宗室贵妇详细名录,叫作《开封府状》,其中标名金国主帅副帅掳获北行的有皇子23人(康王赵构当时不在京城),近支郡王7人,皇孙15人,另有徽、钦二帝的皇后、嫔妃、贵人,以及后来成为宋高宗的赵构之母韦氏、妻邢氏、妾田氏、姜氏等在内,共有嫔妃83人,王妃24人,帝姬、公主22人、嫔御98人,宗姬52人,御女78人,近支宗姬195人,族姬1241人、宫女479人,采女604人,宗妇2091人、族妇2007人,歌女1314人、贵戚和官民之女3319人,以上女性总数多达11607人,竟占被掳的14000余人总数的83%以上!金人掳掠她们前往北国,还有个最充分的理由:宋朝支付不起投降协议中犒赏金国军队的银钱,于是这些女人就被明码标价、充抵犒赏金银的数目。如此一来,出卖她们的罪人便是无能的宋国君主——难怪徽、钦二帝和他的降臣们眼见自己的妻女被人任意蹂躏,只能忍气吞声、逆来顺受了。
说到这儿,不免让人想起当年“大宋”灭掉西蜀时,蜀主孟昶所宠幸的花蕊夫人所写下的《述国亡诗》:“君王城上竖降旗,妾在深宫那得知?十四万人齐解甲,宁无一个是男儿。”一百多年之后,这首诗稍加改动后,置于宋廷身上才能恰如其分:“汴京城上竖降旗,姬在深宫那得知?千万囚徒齐北上,更无一个是男儿!”
确实,宋廷举朝为虏、仓惶北上之时,那些平时标榜效忠的臣子,罕有人露出男儿血性,以身殉国,恰恰相反,卖主求荣的却大有人在,驸马都尉刘文彦等便曾诬告徽宗谋反,想以此换取金人的青睐,结果成全了另一位被掳驸马蔡鞗,他在《北狩行录》中不提妻子茂德帝姬被金人霸占处死之事,却大谈他为太上皇辩诬的“功绩”……
只因亡宋无男儿,方叫巾帼压须眉。正是这些柔弱的女子,她们不愿忍受金人的凌辱蹂躏,以羸弱之躯抗拒虎狼之威,据金人李天民《南征录汇》记载,在完颜宗翰强命宋宫嫔妃侑酒之时,便出现以下血溅穹庐的场面:
是夜,国相宴诸将,令宫嫔等易露台歌女表里衣装,杂坐侑酒。郑、徐、吕三妇抗命,斩以殉;入幕后,一女以箭镞贯喉死;烈女张氏、陆氏、曹氏抗二太子意,刺以铁竿,肆帐前,流血三日……
郑氏、徐氏、吕氏;张氏、徐氏、曹氏,还有那位连姓都被忽视了的宫女,只不过是些寻常嫔妃、宫人。到了金国腹地,被分配金国帝王、大将做侍妾的宋室后妃、帝姬、公主们,接着也开始了殊死反抗。宋钦宗的朱皇后羞愤自杀,宋高宗的原配邢秉懿先是坠马损胎,后因盖天大王完颜宗贤相逼而以自尽相搏;更有宗女赵玉箱在金主面前强颜欢笑,以取信任,然后逼迫金国“皇后怒忿,自缢而死”,接着谋杀金主另一宠妃,又“以雪水调脑脂以进,因此金主亦发疾”,最终事败,被金主“手刃杀之”!(《南渡录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,1998年版)
以往的历史杂录、稗说佚闻,乃至小说演义,谈及靖康之难这段历史,总把笔触放到康王泥马渡江、岳飞立志直捣黄龙、韩世忠梁红玉夫妇奋力杀敌、秦桧卖国求荣、张俊助纣为虐、李清照家破身离的凄凄惨惨戚戚上,很少有人留意那些身陷虎狼之口的弱女子是如何受难、如何应对的。《柔福帝姬》一书,恰恰从人们遗忘之处着手,以柔福帝姬的故事为线索,较全面地展现了那个苦难年代里,一群羊一般的柔弱女子为了自身尊严所撑持、所搏击的历史。
《柔福帝姬》所展现的,就是这样一曲哀感顽艳、让人魂销心碎的血泪史。
关于柔福帝姬,《宋史?后妃传》称为徽宗王贵妃所生,在其之前,王氏已生郓王赵楷、莘王赵植、陈王赵机和惠淑帝姬、康淑帝姬、顺德帝姬,柔福之下,尚有冲懿帝姬(即贤福帝姬)。《宋史?公主传》将柔福列在二十位,记载只有一句:
柔福帝姬,初封柔福公主,后改帝姬。
《开封府状》则提供了补充信息:
柔福帝姬,十七岁,即多富嬛嬛。
本书中柔福乳名,采用了《三朝北盟会编》《宋人轶事汇编》中的说法:
韩世清破刘忠,得一妇人,自称是柔福帝姬,小名瑗瑗。
据《开封府状》,我们知道,柔福生于政和元年(公元1111年),比宋高宗赵构小4岁。但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中又有不同记载:
和国长公主,徽宗第二十女也。母曰懿肃王贵妃,政和三年夏,封柔福公主,寻改帝姬。靖康二年春,从驾北狩。绍兴十二年,太母归自北方,言帝姬以去年夏死于五国城,年二十九。
由此推算,柔福也可能生于政和二年或三年。本书中作者顾及柔福及笄情节,将柔福的出生年份定为政和二年(公元1112年)。
其他关于柔福在靖康年间的记载,最详赡的是《南渡录》中的一段文字:
(靖康元年十二月)十九日,京师雪深数尺,斗米千钱,贫民饥饿死者盈路。金人又纵兵剽掠,有一将在天津桥上扎甲士千有余人,民莫敢过。时有柔福帝姬侍从三十余人将欲入内,贼叱止之,呼令出轿。帝姬泣曰:“吾贵家子,天子为吾兄,安可出见金兵?”金兵使人曳出之,使前徒行,笑曰:“美妇人也。”问曰:“汝有夫乎?”帝姬曰:“今两国已和,汝等安得无礼?”其人曰:“吾兄为北国大臣,富贵无比,若能为之妻,不异汝南朝富贵也。吾有香缨一枚,可以代兄为聘物。”遂取怀中真珠香囊,手持以献。帝姬不肯受,金人执帝姬手令受之,金人乃笑而退。其后竟为金将兄所得,盖粘罕之次弟也。粘罕兄弟三人:长粘罕,为金国元帅;次泽利,为金国北部大酋长;次野利者,灭契丹首擒天祚者即其人也。
这则史料除了向人们提示了准确的时日、事件、人物外,还昭示了两个重要信息,一是柔福当时深受宠爱,随从众多,而且生性倔强,敢于在金兵陷城之后率众出入;二是柔福后来被迫嫁给了金国大将泽利。
至于香囊一事,《南征录汇》中记载略有不同,其中赠香囊的是金将野利,作者选用这段内容,改写进小说中:
野利代聘多富帝姬(柔福),见归帅府,求赐释付。二帅大诧,询帝姬,云:“出城轿破,时番将胁入民居,令小番传语云:‘兄为北国大王,不异南朝富贵。’使受香囊,未解其意。”二帅怒,斩野利于南薰门。
其后史料皆付阙如。倒是有关“伪柔福”的事件,一再被人提起。罗大经在《鹤林玉露?乙编?卷五》中说:
靖康之乱,柔福帝姬随北狩。建炎四年,有女子诣阙,称为柔福,自虏中潜归。诏遣老宫人视之,其貌良是,问以宫禁旧事,略能言仿佛,但以足长大疑之。女子颦蹙曰:“金人驱迫如牛羊,跣足行万里,宁复故态哉?”上侧然不疑其诈,即诏入宫,授福国长公主,下降高世荣。汪龙溪行制词云:“彭城方急,鲁元尝困于面驰;江左既兴,益寿宜充于禁脔。”资妆一万八千缗。绍兴十二年,显仁太后回銮,言柔福死于虏中久矣,始知其诈。执付诏狱,乃一女巫也。尝遇一宫婢,谓之曰:“子貌甚类柔福。”因告以宫禁事,教之为诈。遂伏诛。前后请给锡赉计四十七万九千缗。
这段文字详细标明“柔福”南归年月,以及当时词臣所行制词言语、赏赐之数,颇为可信。考诸《宋史》《宦者》列传也有类似史料可作为印证:
先是,伪柔福帝姬之来,自称为王贵妃季女,益自言尝在贵妃閤,帝遣之验视,(冯)益为所诈,遂以真告。及事觉,(冯)益坐验视不实,送昭州编管,寻以与皇太后连姻得免。(绍兴)十九年,卒于家。
看来有关“柔福回归”的事件,在南宋初期确实是件颇为轰动的事。问题在于,宋高宗对这位比自己只小四五岁、仅别四年的妹妹,唯有“足长大”一点值得怀疑,而身为“康王邸旧人”的老宦官冯益,为何也会被轻易瞒过?
叶绍翁《四朝闻见录?乙集》“柔福帝姬”条更是耐人寻味:
柔福帝姬,先自金闲道奔归,自言于上,上泣而具记其事,遂命高士荣尚主。一时宠渥,莫之前比。盖徽宗仅有一女存,上待之故不忍薄也。及韦太后归自北方,持高宗袂泣未已,遽曰:“哥被番人笑说,错买了颜子帝姬。柔福死已久,生与吾共卧起,吾视其敛,且置骨。”上以太母之命,置姬于理。狱具,诛之东市。或谓太后与柔福俱处北方,恐其讦已之故,文之以伪;上奉母命,则固不得与之辩也。然柔福自闻太后将还鸾驭,即以病告。尝以尼师自随,或谓此尼曾事真帝姬,故备知畴昔帝姬俱上在宫中事。伪帝姬引见之顷,呼上小字,尼师之教也。京师颜家巷髹器物不坚实,故至今谓之“颜子生活”。
这就是说,所谓“伪柔福”事件,全凭宋高宗生母韦太后一人之言。叶绍翁的“或谓太后与柔福俱处北方,恐其讦已之故,文之以伪;上奉母命,则固不得与之辩也”,绝不是空穴来风。只要我们将上面两段文字联系起来,就不难看出:后来冯益之所以承认自己当初“验视不实”,原来是他已得到将来会有补偿的承诺。果然时隔不久,他就与皇太后韦氏“连”起“姻”来。一个痛遭贬谪的宦者,竟能与皇太后结为亲家,从此轻而易举地进入国戚之列,不仅罪过得以豁免,还享受着一般宦官做梦都想不到的富贵荣华,难道此中没有不可告人的隐秘吗?
《宋史?公主传》在徽宗诸女之后,专门记载了所谓“伪柔福”的来历,依据应是当年的结案文字:
又有开封尼李静善者,内人言其貌似柔福,静善即自称柔福。蕲州兵马钤辖韩世忠送至行在,遣内侍冯益等人验试,遂封福国长公主,适永州防御使高世荣。其后内人从显仁太后归,言其妄,送法寺治之。内侍李忄癸
自北还,又言柔福在五国城,适徐还而薨。静善遂伏诛。柔福薨在绍兴十一年,从梓宫来者以其骨至,葬之,追封和国长公主。
只要将这段文字与《南渡录》对比,就会发现疑窦重重。既然柔福帝姬后归金将泽利所有,如何又嫁得汉人徐还?“显仁太后”(高宗母韦氏)之“归”与徽宗“梓宫”之“来”系在同时,为何要分两处立论?官方结论矢口不谈柔福与韦太后的纠葛,却以“内人”“内侍”的举证为凭据,更有欲盖弥彰之嫌。
另有《随国随笔》,也曾直言道破韦太后诛杀柔福的原因:
柔福实为公主,韦太后恶其言在虏隐事,故亟命诛之。
由此益发证实,所谓“伪柔福”事件,分明是一桩让人难以信服的扑朔迷离之案。
人为遮掩让历史蒙上烟尘,史料缺失更让人扼腕而叹。
正因为此,小说家才有了极为广阔的想象和推断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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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哀感顽艳的悲歌
东方龙吟
历时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,总在一个个类似的旋涡里打转转——其中堪称“酷毙了”的一轮循环,便发生在公元十世纪以后的一百九十年内。
公元937年,一个先似羊一般温顺、得势后却如虎似狼的阴谋家徐知诰,利用殚精竭虑多年而得到的兵权,将割据江南一隅的吴国幼主杨溥废掉,然后宣称自己是唐玄宗的后裔,名为李昪,在金陵续起“大唐”香火,这便是历史上的“南唐”。李昪即位之后,积极改革弊政,缓征赋税,兴利除害,休养生息,数年之间,使江淮大地出现相对安定的局面,接着国家即呈现“旷土尽辟、桑柘满野”的繁盛景象。无奈天不假年,七载之后他便病入膏肓。最让其痛心的是,能征善战的儿子已战死沙场,他只能将国祚传给文采斐然的儿子李璟。后者在位十九载,政治上最大的举措就是对北方迅速崛起的后周政权俯首称臣,放弃帝号,自称“唐主”,倒是他的“小楼吹彻玉笙寒”一词,与其宰相冯延巳的“风乍起,吹皱一池春水”笑傲群芳,一时风靡。没想到几个颇有出息的儿子同样先他而亡,“主”位只能传给那个生于祖父得国之年、却终日在温柔乡里厮混、以写淫靡喋喋之词见长的第六子李煜。此时赵匡胤刚刚演完酷似李昪的那出黄袍加身闹剧,他用“大宋”旗号将后周小皇帝柴氏屏蔽,随即便以“卧榻之侧,岂容他人酣睡”为由,派大将曹彬攻破金陵,灭了南唐,并将女人堆里睡得迷迷糊糊的李后主捉到汴京,封为“违命侯”,极尽羞辱之能事。李煜身处“蒿莱”,方恨前半生的“一晌贪欢”,身上遗存其祖父的一点“壮志”微露端倪,并将“沉埋”之“金剑”现于词章。宋太宗见此情形,便将“牵机药”搀于酒内,赐给“违命侯”——可怜本是风流词家、误踏国君之位的李煜,竟以手脚抽搐如同织机穿梭之状,惨死在北国强主面前。
公元997年,恰是李昪得国之后的一个甲子,勇武、阴鸷而又自诩“好色”的宋太宗一命呜呼于“万岁殿”。赵匡义违背了曾对兄长许下的“兄终弟及”“长者当立”誓言,将皇位传给了貌似英伟的儿子。然而赵匡义连做梦都不会想到,他的不肖子孙们会像李后主一样,将祖宗们的勇武血性弃绝殆尽,只有“好色”基因被他们承袭并恶性膨胀着。终于,一个名叫赵佶的“龙种”才子接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,稀里糊涂地继承了国祚。他的斐然文采、精湛书艺、绘画天才一点都不亚于李后主,而在骄奢淫逸、任用佞臣、昏聩无度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此时,同样来自北方的铁骑从百姓的血泊中一路踏来。赵佶最大的本事,是像鸵鸟一样,将头埋进温柔乡和花鸟窝里,把暴露着的屁股和祖先的牌位一道交给同样昏聩的儿子赵桓,任由金人的马鞭抽击。
公元1127年,也即宋太宗死后的一百三十年后,岁在丁未,是个羊年。这年春夏之交,金国大将斡离不(完颜宗望)押着14000多只“丁”类弱“羊”从汴京向北国迤逦而去,这群“弱羊”的首领就是46岁的宋徽宗赵佶、28岁的宋钦宗赵桓。他们被掳到金廷后,太上皇被封“昏德公”,皇帝则为“重昏侯”,父子二人共享着李煜当年的同等待遇,赵佶也在哀词中续写着“天遥地远,万水千山,知他故宫何处”的凄凉。可悲的在于,李煜当年“金剑已沉埋、壮志蒿莱”之思在赵氏后裔们的话语中浑然不见,这种血性早被“无据,和梦也有时不做”的阳痿综合征所淹没了。
在九百七十八年前的那个长长的“羊群”里,最孱弱、也最值得人们怜悯的,莫过于那些在宋廷皇宫内养尊处优、锦衣玉食的弱女子了。在《续宋编年资治通鉴》中,曾有这样触目惊心的记载:
金人取二王宫,以近属宗室赴军前。开封府解发宫嫔一千二百人,亲王二十五人,帝姬、驸马四十九人,宗室南班官等络绎道路凡数十里。
宋代皇帝之女,向来与前朝一样,称作公主。宋徽宗政和三年闰四月,蔡京等人为了掩饰他们不学无术、缺乏情采的拙劣文辞,便突发奇想,建议将公主之称改为“帝姬”,据说这是恢复周朝“诸女言姬”的古制。宋徽宗共有34个女儿,从此无一例外地都称“帝姬”,比如下嫁给蔡京之子蔡鞗的延庆公主,便被改为茂德帝姬。
宋代有个无名氏,保留下了一份当年详细记载被掳北上的亲王、后妃、帝姬、驸马及宗室贵妇详细名录,叫作《开封府状》,其中标名金国主帅副帅掳获北行的有皇子23人(康王赵构当时不在京城),近支郡王7人,皇孙15人,另有徽、钦二帝的皇后、嫔妃、贵人,以及后来成为宋高宗的赵构之母韦氏、妻邢氏、妾田氏、姜氏等在内,共有嫔妃83人,王妃24人,帝姬、公主22人、嫔御98人,宗姬52人,御女78人,近支宗姬195人,族姬1241人、宫女479人,采女604人,宗妇2091人、族妇2007人,歌女1314人、贵戚和官民之女3319人,以上女性总数多达11607人,竟占被掳的14000余人总数的83%以上!金人掳掠她们前往北国,还有个最充分的理由:宋朝支付不起投降协议中犒赏金国军队的银钱,于是这些女人就被明码标价、充抵犒赏金银的数目。如此一来,出卖她们的罪人便是无能的宋国君主——难怪徽、钦二帝和他的降臣们眼见自己的妻女被人任意蹂躏,只能忍气吞声、逆来顺受了。
说到这儿,不免让人想起当年“大宋”灭掉西蜀时,蜀主孟昶所宠幸的花蕊夫人所写下的《述国亡诗》:“君王城上竖降旗,妾在深宫那得知?十四万人齐解甲,宁无一个是男儿。”一百多年之后,这首诗稍加改动后,置于宋廷身上才能恰如其分:“汴京城上竖降旗,姬在深宫那得知?千万囚徒齐北上,更无一个是男儿!”
确实,宋廷举朝为虏、仓惶北上之时,那些平时标榜效忠的臣子,罕有人露出男儿血性,以身殉国,恰恰相反,卖主求荣的却大有人在,驸马都尉刘文彦等便曾诬告徽宗谋反,想以此换取金人的青睐,结果成全了另一位被掳驸马蔡鞗,他在《北狩行录》中不提妻子茂德帝姬被金人霸占处死之事,却大谈他为太上皇辩诬的“功绩”……
只因亡宋无男儿,方叫巾帼压须眉。正是这些柔弱的女子,她们不愿忍受金人的凌辱蹂躏,以羸弱之躯抗拒虎狼之威,据金人李天民《南征录汇》记载,在完颜宗翰强命宋宫嫔妃侑酒之时,便出现以下血溅穹庐的场面:
是夜,国相宴诸将,令宫嫔等易露台歌女表里衣装,杂坐侑酒。郑、徐、吕三妇抗命,斩以殉;入幕后,一女以箭镞贯喉死;烈女张氏、陆氏、曹氏抗二太子意,刺以铁竿,肆帐前,流血三日……
郑氏、徐氏、吕氏;张氏、徐氏、曹氏,还有那位连姓都被忽视了的宫女,只不过是些寻常嫔妃、宫人。到了金国腹地,被分配金国帝王、大将做侍妾的宋室后妃、帝姬、公主们,接着也开始了殊死反抗。宋钦宗的朱皇后羞愤自杀,宋高宗的原配邢秉懿先是坠马损胎,后因盖天大王完颜宗贤相逼而以自尽相搏;更有宗女赵玉箱在金主面前强颜欢笑,以取信任,然后逼迫金国“皇后怒忿,自缢而死”,接着谋杀金主另一宠妃,又“以雪水调脑脂以进,因此金主亦发疾”,最终事败,被金主“手刃杀之”!(《南渡录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,1998年版)
以往的历史杂录、稗说佚闻,乃至小说演义,谈及靖康之难这段历史,总把笔触放到康王泥马渡江、岳飞立志直捣黄龙、韩世忠梁红玉夫妇奋力杀敌、秦桧卖国求荣、张俊助纣为虐、李清照家破身离的凄凄惨惨戚戚上,很少有人留意那些身陷虎狼之口的弱女子是如何受难、如何应对的。《柔福帝姬》一书,恰恰从人们遗忘之处着手,以柔福帝姬的故事为线索,较全面地展现了那个苦难年代里,一群羊一般的柔弱女子为了自身尊严所撑持、所搏击的历史。
《柔福帝姬》所展现的,就是这样一曲哀感顽艳、让人魂销心碎的血泪史。
关于柔福帝姬,《宋史?后妃传》称为徽宗王贵妃所生,在其之前,王氏已生郓王赵楷、莘王赵植、陈王赵机和惠淑帝姬、康淑帝姬、顺德帝姬,柔福之下,尚有冲懿帝姬(即贤福帝姬)。《宋史?公主传》将柔福列在二十位,记载只有一句:
柔福帝姬,初封柔福公主,后改帝姬。
《开封府状》则提供了补充信息:
柔福帝姬,十七岁,即多富嬛嬛。
本书中柔福乳名,采用了《三朝北盟会编》《宋人轶事汇编》中的说法:
韩世清破刘忠,得一妇人,自称是柔福帝姬,小名瑗瑗。
据《开封府状》,我们知道,柔福生于政和元年(公元1111年),比宋高宗赵构小4岁。但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中又有不同记载:
和国长公主,徽宗第二十女也。母曰懿肃王贵妃,政和三年夏,封柔福公主,寻改帝姬。靖康二年春,从驾北狩。绍兴十二年,太母归自北方,言帝姬以去年夏死于五国城,年二十九。
由此推算,柔福也可能生于政和二年或三年。本书中作者顾及柔福及笄情节,将柔福的出生年份定为政和二年(公元1112年)。
其他关于柔福在靖康年间的记载,最详赡的是《南渡录》中的一段文字:
(靖康元年十二月)十九日,京师雪深数尺,斗米千钱,贫民饥饿死者盈路。金人又纵兵剽掠,有一将在天津桥上扎甲士千有余人,民莫敢过。时有柔福帝姬侍从三十余人将欲入内,贼叱止之,呼令出轿。帝姬泣曰:“吾贵家子,天子为吾兄,安可出见金兵?”金兵使人曳出之,使前徒行,笑曰:“美妇人也。”问曰:“汝有夫乎?”帝姬曰:“今两国已和,汝等安得无礼?”其人曰:“吾兄为北国大臣,富贵无比,若能为之妻,不异汝南朝富贵也。吾有香缨一枚,可以代兄为聘物。”遂取怀中真珠香囊,手持以献。帝姬不肯受,金人执帝姬手令受之,金人乃笑而退。其后竟为金将兄所得,盖粘罕之次弟也。粘罕兄弟三人:长粘罕,为金国元帅;次泽利,为金国北部大酋长;次野利者,灭契丹首擒天祚者即其人也。
这则史料除了向人们提示了准确的时日、事件、人物外,还昭示了两个重要信息,一是柔福当时深受宠爱,随从众多,而且生性倔强,敢于在金兵陷城之后率众出入;二是柔福后来被迫嫁给了金国大将泽利。
至于香囊一事,《南征录汇》中记载略有不同,其中赠香囊的是金将野利,作者选用这段内容,改写进小说中:
野利代聘多富帝姬(柔福),见归帅府,求赐释付。二帅大诧,询帝姬,云:“出城轿破,时番将胁入民居,令小番传语云:‘兄为北国大王,不异南朝富贵。’使受香囊,未解其意。”二帅怒,斩野利于南薰门。
其后史料皆付阙如。倒是有关“伪柔福”的事件,一再被人提起。罗大经在《鹤林玉露?乙编?卷五》中说:
靖康之乱,柔福帝姬随北狩。建炎四年,有女子诣阙,称为柔福,自虏中潜归。诏遣老宫人视之,其貌良是,问以宫禁旧事,略能言仿佛,但以足长大疑之。女子颦蹙曰:“金人驱迫如牛羊,跣足行万里,宁复故态哉?”上侧然不疑其诈,即诏入宫,授福国长公主,下降高世荣。汪龙溪行制词云:“彭城方急,鲁元尝困于面驰;江左既兴,益寿宜充于禁脔。”资妆一万八千缗。绍兴十二年,显仁太后回銮,言柔福死于虏中久矣,始知其诈。执付诏狱,乃一女巫也。尝遇一宫婢,谓之曰:“子貌甚类柔福。”因告以宫禁事,教之为诈。遂伏诛。前后请给锡赉计四十七万九千缗。
这段文字详细标明“柔福”南归年月,以及当时词臣所行制词言语、赏赐之数,颇为可信。考诸《宋史》《宦者》列传也有类似史料可作为印证:
先是,伪柔福帝姬之来,自称为王贵妃季女,益自言尝在贵妃閤,帝遣之验视,(冯)益为所诈,遂以真告。及事觉,(冯)益坐验视不实,送昭州编管,寻以与皇太后连姻得免。(绍兴)十九年,卒于家。
看来有关“柔福回归”的事件,在南宋初期确实是件颇为轰动的事。问题在于,宋高宗对这位比自己只小四五岁、仅别四年的妹妹,唯有“足长大”一点值得怀疑,而身为“康王邸旧人”的老宦官冯益,为何也会被轻易瞒过?
叶绍翁《四朝闻见录?乙集》“柔福帝姬”条更是耐人寻味:
柔福帝姬,先自金闲道奔归,自言于上,上泣而具记其事,遂命高士荣尚主。一时宠渥,莫之前比。盖徽宗仅有一女存,上待之故不忍薄也。及韦太后归自北方,持高宗袂泣未已,遽曰:“哥被番人笑说,错买了颜子帝姬。柔福死已久,生与吾共卧起,吾视其敛,且置骨。”上以太母之命,置姬于理。狱具,诛之东市。或谓太后与柔福俱处北方,恐其讦已之故,文之以伪;上奉母命,则固不得与之辩也。然柔福自闻太后将还鸾驭,即以病告。尝以尼师自随,或谓此尼曾事真帝姬,故备知畴昔帝姬俱上在宫中事。伪帝姬引见之顷,呼上小字,尼师之教也。京师颜家巷髹器物不坚实,故至今谓之“颜子生活”。
这就是说,所谓“伪柔福”事件,全凭宋高宗生母韦太后一人之言。叶绍翁的“或谓太后与柔福俱处北方,恐其讦已之故,文之以伪;上奉母命,则固不得与之辩也”,绝不是空穴来风。只要我们将上面两段文字联系起来,就不难看出:后来冯益之所以承认自己当初“验视不实”,原来是他已得到将来会有补偿的承诺。果然时隔不久,他就与皇太后韦氏“连”起“姻”来。一个痛遭贬谪的宦者,竟能与皇太后结为亲家,从此轻而易举地进入国戚之列,不仅罪过得以豁免,还享受着一般宦官做梦都想不到的富贵荣华,难道此中没有不可告人的隐秘吗?
《宋史?公主传》在徽宗诸女之后,专门记载了所谓“伪柔福”的来历,依据应是当年的结案文字:
又有开封尼李静善者,内人言其貌似柔福,静善即自称柔福。蕲州兵马钤辖韩世忠送至行在,遣内侍冯益等人验试,遂封福国长公主,适永州防御使高世荣。其后内人从显仁太后归,言其妄,送法寺治之。内侍李忄癸
自北还,又言柔福在五国城,适徐还而薨。静善遂伏诛。柔福薨在绍兴十一年,从梓宫来者以其骨至,葬之,追封和国长公主。
只要将这段文字与《南渡录》对比,就会发现疑窦重重。既然柔福帝姬后归金将泽利所有,如何又嫁得汉人徐还?“显仁太后”(高宗母韦氏)之“归”与徽宗“梓宫”之“来”系在同时,为何要分两处立论?官方结论矢口不谈柔福与韦太后的纠葛,却以“内人”“内侍”的举证为凭据,更有欲盖弥彰之嫌。
另有《随国随笔》,也曾直言道破韦太后诛杀柔福的原因:
柔福实为公主,韦太后恶其言在虏隐事,故亟命诛之。
由此益发证实,所谓“伪柔福”事件,分明是一桩让人难以信服的扑朔迷离之案。
人为遮掩让历史蒙上烟尘,史料缺失更让人扼腕而叹。
正因为此,小说家才有了极为广阔的想象和推断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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