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两百九十六章 富国强兵策
崇政殿。
今天是制科御试的日子,和贡举殿试时类似,制科中唯有通过阁试的举子,才能参加御试。
除太祖御试紫云楼,后续制科的考试场所都在崇政殿。
考试地点什么的,李杰无意更改。
因此,此次制科仍是于崇政殿殿试。
晨钟敲响,天光微熹,过阁的举子们顺着禁卫的指引,一路行至崇政殿。
虽然这些举子大多都有官阶在身,此前基本都经历过殿试,但再次来到崇政殿,心中不免扔有几分激荡。
有别于贡举,制科更偏重策论,从开始便是如此。
制科,名义上是择选非常之才的科举。
何谓非常之才?
当然是有别于主流的。
也就是考核辞赋之外的策论。
阁试时,考核项目是论,殿试考核的是策。
一如贡举殿试,李杰亲自御崇政殿,临轩发策。
富国强兵策!
这是此次制科殿试的题目,公布考题后,御药院的内侍登场,依次发放表纸五十张,草(稿)纸五十张。
之所以发这么多纸张,那是因为制科的策,字数必须在三千字以上。
三千字,五十张表纸,堪堪够用而已。
廊庑。
收到稿纸后,范仲淹并没有第一时间动笔,而后一边以清水研墨,一边暗自在心中打着腹稿。
富国强兵?
这个主题很宽泛,如此一来,也就意味着比较好答。
在场应举的人,大多都是有职务在身的士大夫,既有底蕴,又有实操经验。
想要言之有物,并不难。
然而,万事万物皆是有利有弊,议题宽泛的同时,往往也意味着很难答得出彩。
自大中祥符八年(1015)入仕以来,范仲淹先后历任广德军司理参军、集庆军节度推官、泰州西溪盐仓仓监等职务。
这些差遣都有一个共同点,都是幕职州县官院,且都不是体系中的一把手。
尽管这些差遣事务繁忙,但范仲淹却缺少主政一方的履历。
换句话说,他缺少纵览全局的机会。
当然。
范仲淹也不是没有强项,任司理参军时,他不仅治狱公正,而且还设法延请名师兴学。
任西溪盐仓仓监时,除了自身职责,他也不忘培养人才,创办了一间书院。
也就是西溪书院。
范仲淹执着于兴学,那是因为他觉得为国育才,是一件极为有益的事。
王天下者,身先教化,使民从善;夫善国者,莫先育才,育才之方,莫先劝学。
念及至此,范仲淹顿时理清了思路。
【臣对曰:致治天下,必先崇学校,立师资,聚群才,陈正道。】
这句话便是范仲淹的破题,此话和‘百年大计,教育为先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就在范仲淹提笔之际,另一边的梁适也打好了腹稿。
【臣对曰。
变风俗,立法度,正今之所急也!
臣伏闻,周置泉府之官,以榷兼并,均济贫乏,变通天下之财,后世唯桑弘羊、刘宴粗合此意。
今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,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。
然,修泉府之法,并非与民争利也。
此乃调节之道,均贫乏之道。】
泉府之官,即司徒的属官,掌管国家税收,收购市上的滞销物资等。
常平仓,就是类似的体现之一。
但常平仓的统购物资,仅限于粮食。
显然,梁适的意思不仅于此。
扩大品类,建立类似的储备制度,物贱则收,物贵则卖。
如此,既能防止大商人垄断,侵害小民的利益,朝廷同时也能从中获益。
在某种意义上,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萌芽。
充分的市场竞争中,也需要政府干涉,以此来调节市场经济,从而不至于失控。
其实,单从梁适的行文中不难看出,梁适也是桑弘羊的铁粉。
酒类专卖、铁器专卖、食盐专卖,皆是桑弘羊的创举。
而桑弘羊本人又深受管仲的影响,《管子·轻重》里提到,夫物多则贱,寡则贵,散则轻,聚则重。
以行政手段控制商品及货币的流通,可以有效的调节市场,平衡物价,同时还能打击大商人的垄断兼并。
毫无疑问,专营制度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财政手段,不仅延续了整个封建时代,即便到了后世,专营制度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补充。
而这,也是桑弘羊为何备受尊崇的缘由之一。
开创一项制度,足以延续千年之久,可见其经天纬地之才。
梁适只是桑弘羊众多铁粉中的一个罢了。
(ps:梁适的策问回答,节选的是王安石的言论)
一转眼。
时间来到了中午。
虽然应举的举子都是吃过早食,且都吃的很饱,但高强度的脑力活动,消耗可不小。
时间久了,难免饥肠辘辘。
幸好此时主政的人是李杰,如果是历史上的仁宗,这一届考试可就惨了。
历史上仁宗第一次开制科的时候,并没有提供午食的选项,考生们答题答到最后,各个都是饿的头昏眼花。
后来,朝中大臣实在是看不下去了,直接写札子,指责天子太过疏忽。
宋仁宗也是个耳根子软的,再开制科时,参考的应举人就有了饭食提供。
仁宗犯过的错,李杰当然不会犯。
这些参加制科的人,虽然少不了关系户,但在他的眼皮子底下,敢明目张胆塞人的,怕是还没出生。
因此,此次制科的应举者,大多都是确有其才的。
所有的考生中,除了范仲淹和梁适之外,还有一个也备受李杰的关注。
泰州海陵士子胡瑗。
胡瑗也是为数不多,以布衣身份参加制科的举子。
此时,后世大名鼎鼎的安定先生胡瑗,虽然已经年过三十,但放眼大宋,他仍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透明。
当李杰看到胡瑗这个名字时,其实是有点意外的。
之后,他派人查了一下,发现胡瑗也参加了天圣二年的科举,可惜,他没能过省试那一关。
落榜后,胡瑗并没有离开汴梁,而是在汴梁寓居了一段时间。
直到前些日子,胡瑗机缘巧合认识了翰林学士李维,然后由李维推荐,参加了此次制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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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是制科御试的日子,和贡举殿试时类似,制科中唯有通过阁试的举子,才能参加御试。
除太祖御试紫云楼,后续制科的考试场所都在崇政殿。
考试地点什么的,李杰无意更改。
因此,此次制科仍是于崇政殿殿试。
晨钟敲响,天光微熹,过阁的举子们顺着禁卫的指引,一路行至崇政殿。
虽然这些举子大多都有官阶在身,此前基本都经历过殿试,但再次来到崇政殿,心中不免扔有几分激荡。
有别于贡举,制科更偏重策论,从开始便是如此。
制科,名义上是择选非常之才的科举。
何谓非常之才?
当然是有别于主流的。
也就是考核辞赋之外的策论。
阁试时,考核项目是论,殿试考核的是策。
一如贡举殿试,李杰亲自御崇政殿,临轩发策。
富国强兵策!
这是此次制科殿试的题目,公布考题后,御药院的内侍登场,依次发放表纸五十张,草(稿)纸五十张。
之所以发这么多纸张,那是因为制科的策,字数必须在三千字以上。
三千字,五十张表纸,堪堪够用而已。
廊庑。
收到稿纸后,范仲淹并没有第一时间动笔,而后一边以清水研墨,一边暗自在心中打着腹稿。
富国强兵?
这个主题很宽泛,如此一来,也就意味着比较好答。
在场应举的人,大多都是有职务在身的士大夫,既有底蕴,又有实操经验。
想要言之有物,并不难。
然而,万事万物皆是有利有弊,议题宽泛的同时,往往也意味着很难答得出彩。
自大中祥符八年(1015)入仕以来,范仲淹先后历任广德军司理参军、集庆军节度推官、泰州西溪盐仓仓监等职务。
这些差遣都有一个共同点,都是幕职州县官院,且都不是体系中的一把手。
尽管这些差遣事务繁忙,但范仲淹却缺少主政一方的履历。
换句话说,他缺少纵览全局的机会。
当然。
范仲淹也不是没有强项,任司理参军时,他不仅治狱公正,而且还设法延请名师兴学。
任西溪盐仓仓监时,除了自身职责,他也不忘培养人才,创办了一间书院。
也就是西溪书院。
范仲淹执着于兴学,那是因为他觉得为国育才,是一件极为有益的事。
王天下者,身先教化,使民从善;夫善国者,莫先育才,育才之方,莫先劝学。
念及至此,范仲淹顿时理清了思路。
【臣对曰:致治天下,必先崇学校,立师资,聚群才,陈正道。】
这句话便是范仲淹的破题,此话和‘百年大计,教育为先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就在范仲淹提笔之际,另一边的梁适也打好了腹稿。
【臣对曰。
变风俗,立法度,正今之所急也!
臣伏闻,周置泉府之官,以榷兼并,均济贫乏,变通天下之财,后世唯桑弘羊、刘宴粗合此意。
今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,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。
然,修泉府之法,并非与民争利也。
此乃调节之道,均贫乏之道。】
泉府之官,即司徒的属官,掌管国家税收,收购市上的滞销物资等。
常平仓,就是类似的体现之一。
但常平仓的统购物资,仅限于粮食。
显然,梁适的意思不仅于此。
扩大品类,建立类似的储备制度,物贱则收,物贵则卖。
如此,既能防止大商人垄断,侵害小民的利益,朝廷同时也能从中获益。
在某种意义上,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萌芽。
充分的市场竞争中,也需要政府干涉,以此来调节市场经济,从而不至于失控。
其实,单从梁适的行文中不难看出,梁适也是桑弘羊的铁粉。
酒类专卖、铁器专卖、食盐专卖,皆是桑弘羊的创举。
而桑弘羊本人又深受管仲的影响,《管子·轻重》里提到,夫物多则贱,寡则贵,散则轻,聚则重。
以行政手段控制商品及货币的流通,可以有效的调节市场,平衡物价,同时还能打击大商人的垄断兼并。
毫无疑问,专营制度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财政手段,不仅延续了整个封建时代,即便到了后世,专营制度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补充。
而这,也是桑弘羊为何备受尊崇的缘由之一。
开创一项制度,足以延续千年之久,可见其经天纬地之才。
梁适只是桑弘羊众多铁粉中的一个罢了。
(ps:梁适的策问回答,节选的是王安石的言论)
一转眼。
时间来到了中午。
虽然应举的举子都是吃过早食,且都吃的很饱,但高强度的脑力活动,消耗可不小。
时间久了,难免饥肠辘辘。
幸好此时主政的人是李杰,如果是历史上的仁宗,这一届考试可就惨了。
历史上仁宗第一次开制科的时候,并没有提供午食的选项,考生们答题答到最后,各个都是饿的头昏眼花。
后来,朝中大臣实在是看不下去了,直接写札子,指责天子太过疏忽。
宋仁宗也是个耳根子软的,再开制科时,参考的应举人就有了饭食提供。
仁宗犯过的错,李杰当然不会犯。
这些参加制科的人,虽然少不了关系户,但在他的眼皮子底下,敢明目张胆塞人的,怕是还没出生。
因此,此次制科的应举者,大多都是确有其才的。
所有的考生中,除了范仲淹和梁适之外,还有一个也备受李杰的关注。
泰州海陵士子胡瑗。
胡瑗也是为数不多,以布衣身份参加制科的举子。
此时,后世大名鼎鼎的安定先生胡瑗,虽然已经年过三十,但放眼大宋,他仍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透明。
当李杰看到胡瑗这个名字时,其实是有点意外的。
之后,他派人查了一下,发现胡瑗也参加了天圣二年的科举,可惜,他没能过省试那一关。
落榜后,胡瑗并没有离开汴梁,而是在汴梁寓居了一段时间。
直到前些日子,胡瑗机缘巧合认识了翰林学士李维,然后由李维推荐,参加了此次制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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